鄭成功，本名鄭森，因隆武皇帝賜國姓“朱”，名“成功”，所以得此名，時人常尊稱其為“國姓爺”。
雖然他是南明隆武政權敕封的忠孝伯，但實際上，隆武帝也只是鄭芝龍“挾天子令諸侯”的傀儡玩偶，隆武政權完全寄生在鄭芝龍海商集團的軀殼上。
然而，鄭芝龍對這種“一人之下”的感覺並不滿足，在清朝大學士洪承疇的利誘下，鄭芝龍帶着幾乎全部軍事力量北上降清，這直接導致了隆武政權的覆滅。
所以，當鄭成功與父親恩斷義絕在金門艱難的繼續擎起明朝大旗的時候，明朝實際上已經無君，隆武帝已於此前的1646年八月在汀州被俘身亡。
但深受儒家忠君報國思想影響的鄭成功，自號“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以儒生組軍，從最初起兵時的九十幾人，發展到幾千人，再到1658年北伐南京時的20萬兵力，都折射出鄭成功優秀的治軍能力和時時湧上心頭的國仇家恨。
在經歷了兩年有君號卻無君在位的尷尬處境後，鄭成功於1648年九月獲悉朱由榔在肇慶登基的消息（彼時已登基3年），興奮的説道“吾有君矣”。在南明最後的歷史當中，西南的晉王李定國、東南的延平王鄭成功成為大明王朝最後的餘暉。
除了堅持抗清，鄭成功的另一大功績就是收復失陷荷夷38年之久的台灣。
明朝丟失的領土，由明朝將領收復，也算為明朝這個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挽回了落幕前的尊嚴。
但是，對於鄭成功收復台灣這一壯舉，史書記載卻存在大量的細節缺失，其收復台灣的確切時間、什麼地點登陸，甚至這位民族英雄的音容笑貌究竟如何，都沒有準確的記載，以至於流傳於後世的鄭成功肖像神形各異。
這一方面是因為清朝定鼎中原後將明朝歷史定格在了1644年，不承認弘光、隆武、永曆等為明朝的延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鄭軍屬於軍事組織，無法像穩定政權那樣有史官時時記錄。
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歷史學家江樹生在荷蘭才發現了一本由荷蘭人菲利普·梅所寫的日記（《梅氏日記》，記錄了1661年4月30日至1662年2月9日鄭成功統領軍隊渡海東征的具體狀況以及鄭成功本人的相貌描述，我們才能在300年後一窺這位英雄人物的真實形象，獲悉了鄭成功大軍準確的登台時間和地點：1661年4月30日上午10時至12時，台南市西南開元寺一帶。
但是，梅氏只是荷蘭土地測量師，他所能見到和記載下來的內容十分有限，更多的戰爭細節，包括鄭成功收台軍隊的刻畫、戰前巴達維亞對鄭軍的軍事動向預判等，都不得而知。
2009年底，台灣學者徐宗懋在日本出差時，偶然在文物店發現了一本17世紀的荷蘭古籍，裏面有大量的台灣插圖，但因售價昂貴，未能購回。
2010年初，獲知消息的閩台緣博物館當即決定購藏此稀有古籍，經翻譯後得知，這本古籍的作者正是當年被鄭成功擊敗的荷蘭駐台灣總督揆一。
揆一在敗於鄭成功軍隊後，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抗命投降”罪監禁長達7年，為了替自己辯護，揆一引用各種公文、書信、評議會記錄等原始材料，撰寫了《被遺忘的福爾摩沙》（又名《被忽視的福爾摩沙》）一書，詳細記錄了鄭成功收復台灣前後的諸多細節，是同類記載中最詳盡的，大量補充了我國史料的不足，更難能可貴的是書中有大量的銅板插畫。
《被遺忘的福爾摩沙》成書於1675年，由於屬於私人著作，並未大量出版，能夠完整保存335年之久並先後輾轉荷蘭、日本，最終來到中國，十分可貴。
書中詳細記載了鄭成功麾下士兵雙手持劍，身穿鐵甲，手臂大腿裸露，在攻打熱蘭遮城時用炮28門等諸多細節，甚至還明確記載了鄭成功有兩隊黑人士兵（中國史籍沒有記載），給荷蘭人造成很大殺傷。
2013年，經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物鑑定小組鑑定，《被遺忘的福爾摩沙》定為了國家一級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