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論文，唯英美核心期刊，導致大學師資嚴重扭曲。
有些講課效果極好、深受學生喜愛而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師就非常吃虧，長期無法評優評級，最後導致大學裏，誰都不願意帶課。優秀的老實人太吃虧！
作者：王東傑（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
大學裏科研和教學本是相輔相成，但近年在中國似有不能兩立之勢。一方面，各學校都存在“名牌教授”（其實有些也沒那麼“名牌”）不給本科生開課的情形，另一方面，在與個人待遇直接掛鈎的職稱評定體系中，科研又是最核心的競爭力。有些講課效果極好、深受學生喜愛而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師就非常吃虧，長期“沉淪下僚”，甚至以講師“致仕”，令人嘆息。不少輿論大約正是有鑑於此，提出大學老師也是老師，應以教學為首務的觀點。其意在糾偏，旗號正大，似乎也頗合邏輯，極具説服力。
不過，講課好不好，實無統一標準。這裏不妨讓一步，改為以多數學生的口碑為主，想來就會正確一些。然這口碑也該放在一個相對長的時段中考量才是。上課插科打諢，考試力求簡單，學生不費力氣而得高分，自然歡喜。然而年輕人也是會成長的。時過境遷，回憶當年最高興的課，除了幾句俏皮話外一無所獲，也非罕例。在追求輕鬆的同時又能維持嚴謹而豐沛的知識的老師，近乎全才，可謂少之又少。他們或秉着“述而不作”的古訓，紙面上的論著不足，卻不可説沒學問，自然不妨稍改規矩。可這是真正的貴賓席，不是人人可乘的經濟艙；且也絕不意味大學老師要把科研放在次位，因為“貴賓”們並非不研究，只是不太寫。
實際上，立言惟謹，在理想狀態下，根本就應是學者羣思仿效的“典型”，而不是“破格提升”的特例。然而，人人皆知，現下中國的學術評估體制離此理想實在過遠。那些號稱論著累累而升任教授以至博導者，未必個個拿得出站得住的成果。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今日教授之名太濫，自難服眾。不過，這是別一問題，不必牽涉教學和科研地位對等與否（中國目前的一大問題乃是問題叢脞，又彼此糾結，加之標準混亂，你要牽一髮，就有人動全身，以至欲尋紓解之道，實在頭緒紛繁，只有不了了之）。其解決辦法乃是平心靜氣，體會學問二字的真精神，使學術戒律轉為內在的氣質。不過，這樣一來，身居上庠者的科研壓力只會增大，不會減少。
其實，緩和大學裏教學與科研的緊張，倒也簡單，須先從弄清大學性質入手。自19世紀德國學者洪堡提出大學不僅是教學機關，還是一個科研機關的理念後，拓展人類知識的疆界就成為大學最重要的使命。蔡元培強調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即直接承襲自此。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對此作過清楚的説明：大學乃是“一個將以獻身科學真理的探索和傳播為志業的人們聯合起來的機構”，故科學研究乃是“大學的第一要務”，而“大學第二位的工作是教學，因為真理也必須得到傳播”。科研乃是大學教學的源頭活水。源不浚而欲流之遠，得乎？
強調大學裏教學最重要的人常説：你既然喜歡科研，為何不去研究所？大學本來就是學校啊！此話中有話，意味着大學教學以傳播定型知識為主，無需高深學問，潛意識大概正有小視本科教學之意。其實，大學教育除了散播“真理”（今日相信 “後學”的人本不認為有真理存在，或可自行以相近概念代之）外，也有培養學術後備人才的任務。本科生雖然層次稍低，尚談不到研究二字，但正是打基礎階段，此後何去何從，一大半繫於此。前人講：“學者先立其大”。入門階段正需好老師引領，方不致誤入旁門。即使以後不做學問的學生，在大學階段多多親近“善知識”，庶可養成雍容開闊的氣象，此後做人做事，均可想得深些遠些。但倘老師自己就無治學心得，又如何使學者體會學術的莊嚴與偉大，遑論傳遞為學的快樂和幸福？如此，講課只是販賣陳辭舊調，豈不辱沒了教學名聲？可憐的是，今日中國大學諸多弊端，恰是因為包括大學老師在內的相當一批人對何謂大學和學術已是不知所云，而絕非科研地位比教學高所致。
大學是一個社會中“高級知識”的保護力量。她吸引了那些以讀書為樂趣的年輕人，也需要以學術為終身志業的“老教授”；她為前者提供安心思考的環境和值得信賴的指導，為後者提供意想不到的啓迪和薪盡火傳的慰安。寂寞的書齋和不寂寞的課堂冷暖相通，學術得以在智識對流中萌發長大，才可為我們的社會回饋最動人的希望。
文章來源：本文選自《大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轉自高校人文界
另外：很多朋友還沒有養成點“在看“、轉發的習慣！這是很讓小編桑心的！請一定要為本文點個在看！請一定要關注小編，您的關注是我持續創作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