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
5月1日起，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施行。這是該法頒佈26年的首次大修，其中最大亮點在於，將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打破職業教育“天花板”，暢通了職校學生的發展通道。職業本科、“職教高考”制度正在加快建立。
近幾年，“職業教育”的發展頗受關注。2019年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以來，國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學校建設、專業設置、師資隊伍、人才培養、教育評價等方面給予指導和支持。教育部也在今年明確提出，要“做強職業本科”。
紅星資本局在採訪中瞭解到，想要成為職業本科學校並不簡單，高質量的職業本科將有望打破年輕人不願進廠的窘境。
資料圖 圖據 IC photo
從層次教育到類型教育
職業院校迎來發展機遇
職業教育也能走出“世界冠軍”。
今年4月13日，世界鋼鐵協會第16屆模擬鍊鋼挑戰賽世界總決賽結果公佈，唐山科技職業技術學院材料工程系大二學生李綺琛以絕對優勢戰勝歐洲、美洲、西亞、東亞等賽區一千多名選手，獲得學生組總冠軍。
今年兩會期間，“ 90後”全國人大代表楊金龍的建議都是圍繞職業技能人才展開的。楊金龍是第43屆世界技能大賽汽車噴漆項目冠軍，打破了0.01毫米的極限，使中國實現了世界技能大賽金牌零的突破。而他就畢業於職業院校，又回到職業院校任教。
楊金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的職業教育有很好的發展前景，我們的職業教育與德國等強國相差無幾，但有技術、有高技能的人才缺口仍存在。“不少學生只要有機會還是希望能升學，但中職生畢業後繼續升學深造空間有限。”
很快，職業教育迎來重大突破。天津職業大學職業教育研究所所長鄒吉權告訴紅星資本局：“新《職業教育法》進一步明確了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定位與地位，提出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這個至關重要。”鄒吉權稱，雖然相似表述在2019年曾提出過，但列入法律中，這還是首次。
鄒吉權提到的是2019年國務院發佈《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簡稱《職教20條》），該方案提出了20條措施，要求下大力氣抓好職業教育，包括經過5~10年左右時間，職業教育基本完成“追求規模擴張”到“提高質量轉變”等。
鄒吉權解釋，此前職業教育一直被視為“層次教育”，在“層次教育”定位下，中職低於普高、高職低於本科，而按照“類型教育”的定位，意味着中職不再是職業教育的終點而是起點，中職高職本科乃至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更為順暢。“相當於打破職業教育的天花板，更有利於構建現代職教體系。”
“這次法律大修對我們職業教育的從業者來説，是一個巨大的鼓舞。”鄒吉權認為，很多提法寫入法律中意味着後續還會有更多措施出台，強度力度都不同以往。
“特別是職教高考、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要加快這些舉措的落實，對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將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鄒吉權説。
成為職業本科門檻不低
2019年起，國內新建了一批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學校——職業技術大學，推進把職業教育建設為“類型教育”的具體實踐。
截至目前，我國已有32所職業本科大學，其中民辦有23所，佔比超70%。根據教育部數據，這32所職業本科有在校生12.9萬人。
“到2025年，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於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這一目標任務被明確寫入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21年10月印發的《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
想達到這樣的目標，意味着未來會出現更多“職業本科”。教育部也在今年明確指出，支持一批國家優質高職專科院校升格為職業本科學校，穩步擴大職業本科學校和職業本科教育專業的規模。
其中，就包括國家“雙高計劃”學校。
“雙高計劃”即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雙高計劃”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設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職學校和150個左右高水平專業羣，代表了我國高職院校發展的最高水平。
2019年，教育部、財政部公示了“雙高計劃”擬建設單位名單，全國共有197所高職學校入選。
天津職業大學就是“雙高計劃”學校之一，鄒吉權透露，目前學校正為申辦“職業本科”做積極籌備。“高職院校都非常重視，一旦申辦成功，生源質量和學校聲譽都是很大飛躍。”
2021年，《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設置管理辦法（試行）》《本科層次職業學校設置標準（試行）》相繼出台，對學校的基礎設施、辦學規模、師資隊伍、科研任務均有要求。
“篩選非常嚴格，”鄒吉權表示，申辦職業本科對學校要求有很多“硬指標”，比如學校佔地面積，高學歷高職稱人員數量，博士、研究生學歷的專任教師數量等，“有些條件比普通本科要求都要高。”
如何辦好職業本科，是高職院校要思考的重要課題。鄒吉權表示，可以肯定的是，“職業本科”既不是專科教育的“加長版”，也不是普通本科的“改造版”，體現“類型”的同時也要體現出“層次”。
職業本科的出現，意味着職高學生與普高學生一樣，將有專門晉升本科的通道。鄒吉權曾參與過天津某地區的調研，他發現那些上不了普高的初中生，也不會選擇去讀職高。“他們覺得讀職高沒前景，也得不到認同。很多就選擇流入社會了。”鄒吉權認為職業本科可以有效改善這個狀況，“這會讓中職生更有學習的積極性。讀職高和普高一樣有深造和發展的機會。”
目前多數高職院校的生源仍來自普高生，“以我們來説，也有五年一貫制、‘3+2’來的，但比例小。大部分都是春季和夏季高考的普高生。”
今年，教育部提出，“職教高考”的頂層設計將進一步完善。將擴大職業本科、職業專科學校通過“職業高考”的招錄學生比例，使職業高考將成為高職招生主渠道。
製造業人才缺口較大
職業本科學生能否彌補
據人社部數據顯示，我國製造業高技能人才只佔技能人才總量的28%，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據《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測，2025年我國製造業10大重點領域人才缺口約3000萬，缺口率達48%。
製造業的人才缺口長久存在，職業教育能否彌補這部分缺口？
“職業本科培養的人才就是要到一線去、要進廠去的。”鄒吉權解釋了不同類型本科的定位區別。“研究型本科培養的是‘研發工程師’，應用型本科培養的是‘設計工程師’，而我們職業本科培養的應該叫‘現場工程師’。”
鄒吉權舉例，研發工程師主要從事複雜產品或者大型工程項目的研究開發諮詢等，要求知識比較系統，原理掌握的比較深；設計工程師主要是產品的創新設計；現場工程師則需要把產品設計從圖紙變成實物。
“這就意味着現場工程師主要針對車間或一線服務。他們必須進廠，作為設計工程師和工人之間的橋樑。”鄒吉權表示，職業本科的學生，就業方向也很清晰。
此次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增加了許多推動企業深度參與職業教育的針對性規定，比如，鼓勵行業組織、企業等參與職業教育專業教材開發；明確企業可以與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共同舉辦職業教育機構等多種形式進行合作。
這為職業本科的建設提供了一個方向。“職業本科一開始論證的時候就找好龍頭企業，到底跟哪個企業合作，面向哪些崗位，這個企業哪些崗位是普通研究型大學不好做、做不了的，強調職業本科的不可替代性。”鄒吉權説，這是他們學校一開始論證的時候設定的目標。學生畢業以後就去這個崗位，他的工資待遇平均水平要高於普通本科。
在新職業教育法中，原先“產教結合”的説法改為了“產教深度融合”。這也是高職院校長久以來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鄒吉權認為，企業在育人主體作用發揮仍然不夠，對人才培養的參與不夠深入。
去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聯合公佈產教融合型企業和產教融合試點城市名單，認定了21個國家產教融合試點城市，63家國家產教融合型企業。
如何提高企業的積極性、如何不讓產教融合流於表面是其中關鍵。這些都需要後續一系列的政策保障。高職院校的期待是“從頭融合”。
“企業參與人才培養，從大一開始就開始參與，從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專業建設，開發教材，制定課程標準，整個一系列過程都得參與。絕對不是隻有最後半年的實習。”
破除偏見
職業院校修煉內功更重要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勢在必行，但不可否認的是，外界對“職業教育”仍有誤解。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紅星資本局表示：“外界仍會有疑慮，比如當前就存在‘新建職業本科不如普通本科’的偏見。”對職業教育的頂層設計，要有全新的“類型教育”的思維。
熊丙奇建議在基礎教育階段全面推進普職融合，比如高中學校要把普通課程和技職課程融合在一起，豐富學生的課程選擇，改變以前普高學生只學學術課程，中職學生偏重學技職課程這一局面。
他認為，應該允許學生自由選擇普通高考與職教高考，職教高考不能只是高職院校、職業本科招生的高考，而應是所有高等職業教育院校與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專業招生都採用的高考。
熊丙奇指出，職業教育也需要“雙師”，需要先進的實習實訓場地、設施。“推進深層次的產教融合，需要的投入其實超過對普通教育的投入。”這些都會隨着新職業教育法的實施，迎來新的變革。
鄒吉權則認為，職業院校的學生畢業後找工作容易、掙得體面，大家自然就會對職業教育有信心。“讓外界對職業教育有信心，就必須要用事實説話。”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2020年發佈的一份全國中等職業教育滿意度測評報告顯示，中職畢業生面臨較多就業壁壘、“同工不同酬”的窘境，職業發展空間受限，離職率高，就業穩定性低。
針對破除就業門檻，營造公平環境，新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出，用人單位不得設置妨礙職業學校畢業生平等就業、公平競爭的報考、錄用、聘用條件。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中有職業技能等級要求的崗位，可以適當降低學歷要求。
除外界因素，鄒吉權認為職業院校修煉內功更重要。“職業教育必須要提升質量，並且強調不可替代。如果職業本科乾的事，普通本科都能幹，就沒法突出特色。”
紅星新聞記者 王田
編輯 陶玥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