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伊朗國家博物館先史陳列中，幾乎每一個展櫃都會附錄一個國家考古隊和幾位學者的名字，褒揚這些學人對於伊朗文明研究做出的貢獻。其中一個展櫃專門陳列了日本江上波夫等學人的農業考古和新石器考古工作發掘的文物（1965）。
日本對伊朗的瞭解，開始於明治維新時期。伊朗愷加王朝國王納賽爾丁·沙在兩次結束訪歐途經俄羅斯時，都曾照會日本駐俄公使，表示願意建交通商。明治政府於是在1880年4月派出一支混編的10人外交代表團，團長吉田正春（1852—1921），以印度人、阿富汗、伊朗人為翻譯嚮導，開始了第一次建交使途。使團於5月抵達波斯灣上岸後，自行購買了10餘匹馬、驢、駱駝作為交通工具，但是並沒有直接去德黑蘭，而是取道巴格達，去探訪兩河流域的歷史地理。從伊拉克折返後，經歷了齋月的飢餓和荒漠間艱苦的陸地旅行，沿着古代阿契美尼德時期的御道，先後走訪波斯波利斯、帕薩爾加德、畢沙普爾、伊斯法罕等歷史古蹟，在9月初抵達德黑蘭，9月27日受到了國王納賽爾丁·沙的接待。這支代表團除了外交官、軍人，還有一些陶瓷和金銀器商人，攜帶着日本的七寶燒、軍刀等特產，以求擴大貿易。雖然根據當時檔案記載，彼此瞭解不多，但雙方都是以亞洲積極進行西化改革的國家自居，理念不謀而合。
吉田正春歸國後撰寫了《回疆探險波斯之旅》（1894），同行者撰寫了《波斯紀行》（1881）。也正是這位外交官吉田正春，在1878年將“Archaeology”一詞正式翻譯成“考古學”介紹給日本[譯奧匈帝國駐日使節之子Heinrich Von Siebold（1852—1908）所作《考古説略》，1879年出版]。吉田正春在前言中寫道：“考古學是歐洲學科的一部分，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物質文化考古，另一種是人類學考古。”可見他對當時歐洲考古學的發展有着清醒的認識。日本本土的近代考古學調查，也是始於1877年E.S.Morse對東京大森貝冢遺蹟的發掘活動，而1879年出版的報告書比《考古説略》晚兩個月。
之後，日本與伊朗並沒有建立起通商和文化交往，國王納賽爾丁·沙於1896年被刺身亡，建交之事也被懸置起來。直到1929年，兩國正式確立外交關係。此間伊朗也通過中國駐俄羅斯的代表，表達了同中國建交的意願，俄羅斯也又一次充當了中介角色。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家形象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