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作為朱姓王朝政權的延續，由1644年開始到1661年終結，短短的十七年存在時間，惹得許多人為之扼腕嘆息。其間，有諸多評論，最不靠譜的就是氣數已盡説。這種觀點，猶如今天有些人一談責任，就説：這是時代、體制、制度的原因。如此邏輯下，作為個人的責任就可以忽略不計了。
如果拿南明與南宋相比，今人會更加不解。南宋自趙構泥馬渡江後稱帝到被元朝滅亡，其立國時間達152年之久。在十二三世紀的中國，南宋、金、西夏是三大地方政權。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談及的，南明有三大優勢於南宋。
其一，南明有現成的“影子內閣”，因為朱棣遷都北京後，在南京同樣設置六部兩院等政權機構，不像趙構南逃後需要臨時搭建。
其二，南明可以效“三國”，利用弱勢地位，開展外交上的縱橫捭闔態勢，讓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與清軍交戰，從而獲得有利時機。即使農民軍迅速失敗，也可以獲得喘息時機。南宋則沒有這一機會。
第三，南明疆域內部的農民起義勢力相對弱小，並沒有出現像南宋初年那樣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鐘相楊幺起義在洞庭湖水域抗爭達五年之久，聲勢浩大到要由精鋭武裝岳家軍平叛的地步。
除了這三點外，其實南宋和南明的問題不相伯仲，例如財政、軍閥擁兵自重等等。然而，南宋卻堅持了152年，南明卻被貓捉老鼠般跑跑跳跳地僅僅堅持了17年，這到底是為什麼？
如南明缺少名正言順的君主，導致權力平衡下PK選擇出的皇帝是不稱職的皇帝。弘光政權在朱由菘的領導下，享樂與內鬥並存着。朱由菘在危急情況下，仍然和大臣們肆意享樂。而朱由菘的不稱職可以説直接導致了南明的短暫，政權僅僅堅持了一年，便在1645年衰落了。
首都南京的大門被大明官員推開了，眾臣投降清國，南明的國土再次大面積淪喪。隆武政權緊隨其後建立，又僅僅存在了一年而已。南明喪失了蘇皖浙全部、閩贛大部，僅剩下了兩廣雲貴湘等地。其後成立的永曆政權才是真正地重走趙構的那條路，朱由榔自1646年11月成立了永曆政權後，該政權竟然存在了14年之久。
南明雖有李定國、鄭成功等武功卓絕的能士，但歷史竟然沒有能夠重演，最終南明曇花一現。那麼，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本質上，南明和南宋所面臨的情況基本相當，各有危急之處。但有一點，南宋絕對比南明強，似乎這就使得南宋能夠長久而非短暫。這一點就是傳統的忠君思想。而在南明，一些強勢人物已經失去了傳統忠君思想，物慾化的大臣們已經毫無利國之心，只知個人的利益。
無論是鄭芝龍，還是孫可望皆是這類人。相反，南宋時期在以“二程”—朱熹一脈儒家的鼓譟下，忠君思想非常濃厚。南宋時期，即使是降將也是心向南宋，像施宜生（為南宋通風報信，被金主完顏亮活烹）那樣的事例有很多。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問題還要從晚明説起。
明朝自隆慶皇帝朱載垕（1567年－1572年）開始，商品經濟日漸發達，伴隨着發達的海陸走私經濟，晚明逐漸成為了著名的“白銀帝國”。商人一改兩千年來受人蔑視的地位，成為了政壇新興力量。
在明朝中期以前的兩千年曆史裏，商人及其後代是不能從政的，但1527年北京宛平、大興的商人開始有了户口，有了户口就可以考取功名。到了1600年之後“商籍”最終確立，所有商人的後代都可以通過科舉進入政壇。最終，晚明的政壇出現了“無官不商”的地步。崇禎皇帝也無奈地發出了“居官有同貿易”的哀嘆。
商人作為那個時期新興的權力階層，時代給予它的時間太短了。在短時間內，沒有形成統一的商人思維，而商人的所作所為很大程度上並沒有改變“暴發户”的宿命，他們不但沒有促進國家的強大，反而拆了國家的台。他們採用了高消費、過度消費這種形式，在促進社會進一步的認同的同時榨取更多的利益。在沒有形成“商人意識”的情況下，商品經濟越發達，對於國家的危害就越大。
在商人之中，實力最強大的就是以鄭芝龍為代表的走私商人。鄭芝龍代表閩商，之前的大武裝走私集團領袖王直（嘉靖時期）則是徽商的代表。
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一直是官紳共治。在一些家族觀念比較重的地區，有些人只知有宗族而不知有國家，宗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並不鮮見。同理，家族乃至家庭利益也同樣可以高於國家利益。
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儒家思想，又造成師生關係和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同樣重要。而當商人勢力與上述二者合流之後，就造成了一個極為嚴重的現象。人人做事都以商人的思維行事，為此，丟掉了過去的好的傳統。當新的社會價值體系尚未建立之時，國破家亡便出現了。期間，商人特別是以張思維等官商、鄭芝龍為代表的走私商影響下，全民享樂主義盛行。
在這種全民享樂主義的影響下，人人都在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着，短視着，結果災難臨頭時才突然猛醒，但一切都已經晚了。好比南明的張岱，到死都在罵自己無能，恨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玩男人、玩女人、玩小孩兒，沒有他不玩的；吹拉彈唱、黃鳥魚蟲、聽書唱戲、寫黃色小説唱黃色歌曲，沒有他不欣賞的，還美其名曰——文化藝術領域興盛繁榮。
在外敵屠刀面前，上面那些都是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