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作为朱姓王朝政权的延续，由1644年开始到1661年终结，短短的十七年存在时间，惹得许多人为之扼腕叹息。其间，有诸多评论，最不靠谱的就是气数已尽说。这种观点，犹如今天有些人一谈责任，就说：这是时代、体制、制度的原因。如此逻辑下，作为个人的责任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如果拿南明与南宋相比，今人会更加不解。南宋自赵构泥马渡江后称帝到被元朝灭亡，其立国时间达152年之久。在十二三世纪的中国，南宋、金、西夏是三大地方政权。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谈及的，南明有三大优势于南宋。
其一，南明有现成的“影子内阁”，因为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京同样设置六部两院等政权机构，不像赵构南逃后需要临时搭建。
其二，南明可以效“三国”，利用弱势地位，开展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态势，让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与清军交战，从而获得有利时机。即使农民军迅速失败，也可以获得喘息时机。南宋则没有这一机会。
第三，南明疆域内部的农民起义势力相对弱小，并没有出现像南宋初年那样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在洞庭湖水域抗争达五年之久，声势浩大到要由精锐武装岳家军平叛的地步。
除了这三点外，其实南宋和南明的问题不相伯仲，例如财政、军阀拥兵自重等等。然而，南宋却坚持了152年，南明却被猫捉老鼠般跑跑跳跳地仅仅坚持了17年，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南明缺少名正言顺的君主，导致权力平衡下PK选择出的皇帝是不称职的皇帝。弘光政权在朱由菘的领导下，享乐与内斗并存着。朱由菘在危急情况下，仍然和大臣们肆意享乐。而朱由菘的不称职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南明的短暂，政权仅仅坚持了一年，便在1645年衰落了。
首都南京的大门被大明官员推开了，众臣投降清国，南明的国土再次大面积沦丧。隆武政权紧随其后建立，又仅仅存在了一年而已。南明丧失了苏皖浙全部、闽赣大部，仅剩下了两广云贵湘等地。其后成立的永历政权才是真正地重走赵构的那条路，朱由榔自1646年11月成立了永历政权后，该政权竟然存在了14年之久。
南明虽有李定国、郑成功等武功卓绝的能士，但历史竟然没有能够重演，最终南明昙花一现。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本质上，南明和南宋所面临的情况基本相当，各有危急之处。但有一点，南宋绝对比南明强，似乎这就使得南宋能够长久而非短暂。这一点就是传统的忠君思想。而在南明，一些强势人物已经失去了传统忠君思想，物欲化的大臣们已经毫无利国之心，只知个人的利益。
无论是郑芝龙，还是孙可望皆是这类人。相反，南宋时期在以“二程”—朱熹一脉儒家的鼓噪下，忠君思想非常浓厚。南宋时期，即使是降将也是心向南宋，像施宜生（为南宋通风报信，被金主完颜亮活烹）那样的事例有很多。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还要从晚明说起。
明朝自隆庆皇帝朱载垕（1567年－1572年）开始，商品经济日渐发达，伴随着发达的海陆走私经济，晚明逐渐成为了著名的“白银帝国”。商人一改两千年来受人蔑视的地位，成为了政坛新兴力量。
在明朝中期以前的两千年历史里，商人及其后代是不能从政的，但1527年北京宛平、大兴的商人开始有了户口，有了户口就可以考取功名。到了1600年之后“商籍”最终确立，所有商人的后代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政坛。最终，晚明的政坛出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崇祯皇帝也无奈地发出了“居官有同贸易”的哀叹。
商人作为那个时期新兴的权力阶层，时代给予它的时间太短了。在短时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商人思维，而商人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变“暴发户”的宿命，他们不但没有促进国家的强大，反而拆了国家的台。他们采用了高消费、过度消费这种形式，在促进社会进一步的认同的同时榨取更多的利益。在没有形成“商人意识”的情况下，商品经济越发达，对于国家的危害就越大。
在商人之中，实力最强大的就是以郑芝龙为代表的走私商人。郑芝龙代表闽商，之前的大武装走私集团领袖王直（嘉靖时期）则是徽商的代表。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一直是官绅共治。在一些家族观念比较重的地区，有些人只知有宗族而不知有国家，宗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并不鲜见。同理，家族乃至家庭利益也同样可以高于国家利益。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儒家思想，又造成师生关系和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重要。而当商人势力与上述二者合流之后，就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现象。人人做事都以商人的思维行事，为此，丢掉了过去的好的传统。当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之时，国破家亡便出现了。期间，商人特别是以张思维等官商、郑芝龙为代表的走私商影响下，全民享乐主义盛行。
在这种全民享乐主义的影响下，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着，短视着，结果灾难临头时才突然猛醒，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好比南明的张岱，到死都在骂自己无能，恨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玩男人、玩女人、玩小孩儿，没有他不玩的；吹拉弹唱、黄鸟鱼虫、听书唱戏、写黄色小说唱黄色歌曲，没有他不欣赏的，还美其名曰——文化艺术领域兴盛繁荣。
在外敌屠刀面前，上面那些都是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