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讓參觀者拍照?
展館不讓參觀者拍照的主要原因是版權問題以及衍生品的銷售問題。展館的一部分盈利是通過銷售衍生品獲得的。也就是現在炒的很火的 IP。通過 IP 能帶來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我在這裏舉兩個例子：
- 龍美術館
2014 年龍美術館的《朱見深》展，劉益謙把他的大 IP 雞缸杯拿了出來。52 天的展覽雖然只吸引了五萬人蔘觀，但是雞缸杯複製品的銷量大大的好。288 元入門版的一萬隻和數量未知的 888 元品鑑版、6900 元典藏版全部售罄。
今年火了一把的農婦 PK 周春芽的《桃花》複製品也正以三萬一幅出售。其他還有陳逸飛、劉野、艾軒、何多苓的作品複製畫。光這八件複製品的總價就接近 3000 萬人民幣。
- 丹麥之花
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廠的明星餐具系列《丹麥之花》(Flora Danica)經久不衰，200 年來都是世界上最奢侈的定製級禮品。它使用的圖案是收藏在丹麥皇家圖書館的那套 51 卷，共 3240 幅插圖，花費 123 年才完成的同名植物學圖譜。丹麥方面對這套插圖的版權保護做的很好，在網上幾乎找不到任何高清圖片。
售價當然高得驚人，二手轉讓的一組茶杯茶碟兩件套值 400 美元，餐盤700-1200美元一張，鏤空果盆則要一萬多美元。
相比之下，盧浮宮的《蒙娜麗莎》衍生品絕對物美價廉。但這些幾歐、十幾歐的產品一旦乘上它的銷量，立馬也成了天文數字。英國的維多利亞•阿爾伯蒂美術館光版權授權的盈利一年就有千萬英鎊。台北故宮的衍生品年營業額則是三億多人民幣。而國內一線城市的大型博物館的衍生品營業額也要三四千萬人民幣。
這就是禁止攝影背後巨大的經濟利益：博物館、美術館通過壟斷這些圖像製作銷售他們的產品。特別對於那些已經不受版權保護的作品，禁止攝影讓展館多了一根保命的稻草。
攝影到底會不會損害展品?
在攝影過程中，能直接損害展品的只有閃光燈。強光會讓展品褪色，這種現象稱為“光漂白”。但光漂白現象很常見。那些久置室外的廣告招貼往往變成淺綠色的樣子，就是受到了光線的損害。光線照射會促進氧化過程，從而導致染料褪色。因此，只要不使用閃光燈就不可能對展品構成任何威脅，這和相機種類與是否架設三腳架無關。
事實上，我國博物館、美術館的展品保護早已做到超高規格。我們可以説，作品放在展館裏要比外面壞的慢得多。這主要因為光照度的控制。我們看展覽時總感覺展廳光線十分昏暗，這是因為在現行國家標準中，博物館的照度全部低於 300 勒克斯：金石器皿要求 300 以內;油畫、壁畫則低於 180;紙本、絹本要低於 50。300 勒克斯等於普通但不適合閲讀的家居環境所需要光照度，180 則已經略顯昏暗了，50 以下就基本同一盞路燈沒什麼差別。打開閃光燈意味着將作品重新暴露在日光下，就加速了“光漂白”的過程。(日光的照度接近幾萬勒克斯，閃光燈接近一萬五)
除了光照度外，還有什麼會損害展品?
展館對禁止攝影這條金科玉律的解讀往往説成為了保護展品，但這是天大的謊言。因為禁止攝影只能控制光照度，而其他如温度、濕度、酸鹼度也和攝影沒關係，都是展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控制的。其實，保護展品最好的方法是減少展出而不是禁止攝影，也就是減少參觀者帶來的風險。在陳履生舉的例子中，真正損害展品的原因不是攝影導致的，而是人流量過多導致的。
人流量和展館的經濟利益有直接關係，這就需要展館自己權衡。對於文明看展的西方觀眾，人流量上線是一個數;對於我國觀眾，展館必須結合國情考量，另定一個數。
顯然，這次展覽的人流量過大了。這場展覽總共接待十三萬觀眾，日均客流 2300 人，這看起來很正常。其實，開展首周就接待了近 30,000 名觀眾，日平均 5000 人，每小時 600 多人，而閉展日當天還接待了 4500 人。客流高峯是開展與閉展兩個時間。那日均客流超過 4000 人是什麼概念?我們拿之前現象級的 K11 莫奈大展做一個比較。莫奈展的日均客流是 4100 人，開放時間是 9 小時，展出 55 件作品，並嚴格規定展廳內的觀展人數不可高於 400 人。其實，莫奈展已經讓人感覺擁擠了。
國博現場
國博最初的開放時間是 8 個半小時，共展出 10 件作品，5 個視頻還有不少解釋説明的材料。觀眾平均觀展時間大概一小時。那就是説平均在每件作品和視屏前停留的觀眾將近 35 人左右。對於這次展覽，首周的客流量實在過大了。但朋友們會發問盧浮宮的蒙娜麗莎每天接待的人更多為什麼不出事?那是布展的問題。
盧浮宮現場
“設計好的”惡性事件
在這幅作品前，參觀者一字排開的話，可以站 10 人左右，那麼如果同時接待 35 人，就要排三排半。另外設計在左側的通道，很容易因為擁擠將看信息牌的觀眾向前推到，那時被推倒的那個人的手必然會壓倒畫上。
展示牆太窄，就會導致這種問題發生。雖然蒙娜麗莎作品前擠着數不清的人，但一條“優美的”一米線再加一條三米線能把觀眾隔開，並儘可能的擴展展示範圍，讓各個角度的觀眾都能看到。
對於吸引大量觀眾的展品，我們一定要設置隔離線，儘可能把觀看位置變大，承受住大量客流。這和“中國夢”，和觀眾素質高低沒有關係，這關係到展覽方的專業性。侷促的展覽空間加上過大的人流量，發生損壞作品的事情就不是偶然的，而是設計好的。
另外提一點，陳履生提到的中法建交展裏沒有馬奈的作品。我不知道哪個觀眾可以用相機破壞本就不存在的東西，是我國的基因技術有所突破了嘛?(笑)
拍照到底傻不傻?
- 永遠無法參觀的旅遊勝地
卡爾維諾在《帕洛馬爾》裏寫過相似的現象。一方日本庭院，遊人依遊客導覽上安排的路線一步步深入。他們讓相機代替雙眼觀看一切景物。把遊客導覽看成一份對賬單，發現一個事物，拍照，再閲讀一個故事，劃掉，證明錢貨兩清。
卡爾維諾發現，這所庭院一旦被安排成一條線型的路線後，遊客導覽中所言的“寧靜、無我和至真至誠”就失效了。所有人只能通過在這個“人海浩渺的現代世界裏學會的生存策略”去參觀庭院，也就是伸出脖子、舉起相機、核對賬目。遊客參觀的不是庭院、而是一條安排好的路線、參觀着參觀這一過程。
在現代，我們再也不可能成為探索者，我們只是被安排好參加旅行這項有益於經濟的消費活動。而攝影只是一種心理補償：因為我們再也無法切身感受任何一個遙遠的地方，我們只能給自己製造些有趣但荒誕的回憶。當我們拿出一疊相片，那些煩人的遊客就消散了，庭院真正的魅力才在異時異地展現了一點。通過回憶，我們或許能接近無我的狀態，但在那時那刻，永遠不可能達到。帕洛馬爾靜坐在古老的庭院裏，但他其實坐在遊人如織的旅遊勝地。這就是事實，這就是這個現代世界的荒誕。
- 我的參觀姿勢
作為一個每天給展品拍照的人，我自己並不喜歡在展覽館裏攝影。我只是揹着雙手，想象自己是這些展品的擁有者。於是我踱步着。突然有人撞到我，突然有孩子從我身邊跑過，展館裏能發生很多突然的事情，而在家裏不會。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拍照的原因。雖然我也試圖去感受作品的魅力，但事實上，讓我感受更多的是博物館的崇高品質和身邊遊客的熙熙攘攘。
如果我和一件作品建立了一點聯繫，有了些許共鳴。我會立馬舉起手機，咔嚓。我把這段美好的記憶保存下來，然後希望回家能夠繼續這段美夢。這不關乎傻與不傻，這關乎到我的生命歷程。即使千夫所指，我也仍為自己犯下的罪行毫無悔改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