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澄心堂兩代弱勢君主的集權工具,透露出文人政治的兩面性
因為北宋書法大家蔡襄的一幅傳世名帖——《澄心堂紙帖》,“澄心堂”三字千百年來一直是文人墨客追捧的對象,因為他代表了五代以來最珍貴的一種紙張,“膚卵如膜,堅潔如玉,細薄光潤”。
這種珍貴的紙張之所以得名,則是因為南唐後主李煜對他的特別鍾情。李煜將產於徽州的“紙中之王”帶進宮中的“澄心堂”進行收藏,成立專門的機構生產這種紙張。
“澄心堂”以一張紙聞名,而實際上澄心堂是南唐宮廷重要的的內殿之一,在整個南唐末期的政治運作過程中產生過重要影響,承載過重要的功能和使命,在見證南唐制度轉型的歷程中,影響了南唐中後期的朝堂政局和國家命運。
澄心堂最初是南唐皇家書庫,併兼具中主李璟的宴會、居住之地,其內收藏了無數典籍資料、碑帖畫卷、珍寶古玩,也是李璟組織文人學士從事典籍整理、撰述活動的場所。
在中主後期、後主時代,澄心堂的政治功能開始凸顯。澄心堂升格為內廷重要的議事場所,大量親信文人學士入值堂內,他們出入內廷、贊襄政務,作為皇帝的顧問秘書,參與南唐朝廷政事決策。一方面幫助皇帝有效地鞏固權力,另一方面也輔助皇帝治理國家。
後主李煜末期,北宋大軍壓境、戰事頻繁,澄心堂直接發展成為實際上的中樞決策機構,但凡軍機要旨皆從其出,地位極為重要。
南唐疆域
始建於中主李璟時期的澄心堂,作為南唐內廷的皇家圖書管理機構,具備親近君權的原始基因
中主李璟大興土木,澄心堂就是其中之一
關於澄心堂的修建時間,歷來史家多有爭論,有人認為是先主李昪所建、也有人認為是中主李璟或者後主李煜所建,意見不一。
根據北宋鄭文寶《江表志》記載,澄心堂始建於中主李璟時期。鄭文寶曾在南唐擔任校書郎一職,屬於能夠接近皇帝的文學之士,對於南唐宮廷中的情況較為了解,其記載應該是可信的。
955-958年,周世宗柴榮三次進兵淮南,後周與南唐形成幾乎劃江而治的局面,周軍兵鋒更是直指南唐國都金陵。在此背景下,中主李璟不得不遷都洪州,以避免與周軍直接爭鋒。
然而由於南昌少於營建、宮室官署侷促,朝堂上下都想念金陵的繁華。李璟自己也後悔不已,經常鬱鬱寡歡和獨自感傷,一個人北望都城金陵黯然神傷。為緩解李璟的思鄉情緒,位居“澄心堂承旨”的秦承裕,常常拿屏風阻擋其視線。
這是史料中首次明確提到"澄心堂承旨"這一官職,證明至少在中主李璟晚年時,澄心堂就已經存在併成為皇帝的近侍機構。
修建澄心堂這樣的宮殿,也符合李璟本人的行事風格。自他繼位之後,就一改其父先主李昪勤儉樸素的習慣,專門委任徐温的孫子徐遊、徐遼兄弟負責大肆營建宮室府寺。
中主李璟
澄心堂作為南唐的皇家圖書館兼具宴請功能,大量親近君主的文學之士集聚其間,為其發展出政治功能提供了可能性
澄心堂最初的功能和最基本的功能,無疑就是“藏書籍、會文士、撰述之所”,是典型的皇家圖書館。
南唐尚文重教歷來為世人稱道,歷代皇帝對於典籍收集也十分熱衷。先主李昪雖然出身寒微,卻崇尚文化、重視文治,自己也具備相當高的文藝素養。在吳國攝政期間,李昪就特別重視書畫典籍、名物古玩收藏,開始了大規模的收藏活動,先後建立禮賢院、建業文房等。
澄心堂作為中主李璟承緒先主傳統,進行典籍收藏、文藝撰述的專門機構,藏書規模相當大。南唐國破之時,宋太祖命呂龜祥負責蒐集南唐典藉,金陵雖歷經戰火摧殘,尚能蒐集到六萬餘卷。此後,又多次徵集獲得南唐藏書十餘萬卷。
除了圖書收藏管理,澄心堂也兼具南唐君主的飲宴功能。後周世宗曾派遣時任翰林學士的陶谷出使南唐,以刺探南唐的虛實。李璟對陶谷的來訪非常重視,親自在澄心堂設宴接待。後主李煜時,澄心堂更是成為"宴私之所,非親密未嘗至此”。
澄心堂作為皇家內廷圖書館的職能,集聚了不少與君主較為親近的文學之士。而澄心堂作為皇家飲宴場所的特殊性,又使得它逐漸發展成皇帝與朝臣議事的私密場所。
身處其間的文學之士,則逐漸有了機會作為顧問,參與朝政的議論和決策。從而使澄心堂發展出新的職能,使其具備了走向權力中樞的基礎。
澄心堂在南唐宮城的位置
用於制衡宰相的樞密院一家獨大,後主李煜將澄心堂升格為政治中樞,以期形成新的權力平衡局面
中主李璟後期,樞密院和樞密使的權力開始難以制衡,採用文學之士以顧問形式參與決策成為新的選擇
南唐先主李昪起自寒微,靠着幸運眷顧和不懈的奮鬥,最終代吳自立。在位期間,着力發展文人政治抑制武將,又因為自己以宰相身份奪取吳國大權的殷鑑,對於宰相也時刻提防和制約,朝中大小事務事無鉅細都事必躬親。
而中主李璟卻缺乏其父的政治手腕和政治魄力,繼位伊始雖然一度有所發奮振作,也能做到躬親任事。但很快李璟就厭倦了朝政的繁瑣,開始重用被先主冷落的宋齊丘、周宗等老臣。而宋齊丘等人則利用李璟的軟弱,結黨營私、攬權亂政。
本來用於制衡宰相權力的樞密使,在中主時期從內廷走向外朝,並伴隨着南唐與後周的戰事權力日益加重。加之宋齊丘等人結黨鑽營,黨羽霸佔樞密使一職,並有大權獨攬的趨勢。
為應對樞密使權力的坐大,李璟只好尋求新的勢力來保持制衡,以維護自己作為君主的權力。而宋齊丘等人主導的伐閩攻楚戰爭以及與後周淮南戰爭的相繼失利,則為李璟分散樞密使的權力提供了機會和藉口。
李璟一方面任命不依附宋齊丘的殷崇義知樞密院,抑制依附宋齊丘的樞密副使陳覺,在樞密院內部形成權力制衡。另一方面,則充分利用澄心堂、宣政院、清輝殿、勤政殿等殿閣的文學之士,形成內朝決策議事的機構和力量,以制衡外朝實力強大的樞密院。
但中主時期眾多的內廷議事機構中,並沒有一家獨大或以其為主的情況出現,澄心堂在其中的位置也並不突出。
曾任南唐樞密使的殷崇義
後主李煜升格澄心堂為內廷中樞,樞密院權力被削弱並降格為光政院,
961年,李璟在南昌鬱鬱而終,後主李煜在金陵即位為南唐新的皇帝。但此時北方強大的北宋王朝正在加快統一全國的步伐,對南唐予取予求,南唐為求自保也唯有事事遵從。
外部環境的惡化對於李煜來説基本無力改變,因為國力決定了一切。但對於內部權力的控制,李煜不敢掉以輕心。中主李璟確定的以文人學士入值內廷這一策略被李煜全盤繼承並加以強化。
李煜在眾多殿閣中將澄心堂升格,以澄心堂承旨為核心,形成皇帝身邊的穩定的顧問集團,以鞏固君權、抗衡外朝強勢獨大的樞密院。
這一時期有兩位最為典型的澄心堂承旨:一是徐温之孫徐遊,論關係可算作皇親;一是張洎,屬於近侍親從。他們很得李煜的恩寵,雖為內廷文學之士,但也兼任樞密副使。從實際權力而言,已經相當於宰輔,只是辦公地點在內廷而不是外朝而已。
如此一來,所有的詔令、政策都經過澄心堂向外發出,樞密院成為事實上的執行機構,權力大為縮水。
971年,北宋滅掉南漢之後,將大軍屯留漢陽。李煜見此情景,十分恐懼,主動將“唐”國號去掉,只稱“江南國主”。接着又自貶儀制,朝中機構一律改名降級,權力已經縮水的樞密院也降格為光政院。
而澄心堂卻因為不是南唐朝廷的正式機構,而免去降格的程序,反而顯得規格和權力更加尊崇。
後主李煜
澄心堂以皇帝的私人顧問機構領政,雖然幫助後主實現了君權的集中,但權力制衡下的政出多門也加速了南唐政權的敗亡
以澄心堂為代表的內廷殿閣,利用文學之士實現了君權的集中,保持了政權內部穩定
經歷先主李昪、中主李璟兩朝的權力調整,丞相權力已經被大大地削弱。但另一方面按下葫蘆浮起瓢,因為與後周的戰事頻繁以及中主御下能力的不足,樞密院的權力又膨脹成一個新的獨大,南唐政權內部的權力平衡格局被打破。
李璟雖然設置包括澄心堂在內的各種學士、承旨,但由於力量分散、運行機制不固定等因素,沒能很好地對樞密院進行分權制衡。
後主即位李煜時,這一格局並沒有實質性改變。但李煜將澄心堂從眾多殿閣中升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內廷的權力,對於抗衡樞密院還是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煜一心將澄心堂扶持成為當時的事實中樞,根本目的就是藉助其力量擴大內朝事權和強化君主集權,以確保南唐政權不至於因為樞密院的一家獨大而變從中生。
有學者也指出,澄心堂所代表的內朝權力加重,也是唐宋之際中央集權制度向君主集權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或者説某種很重要的表現。
用文學之士來鞏固君權的做法,與唐代及之前各朝代用宦官的方法迥異,對於之後君主制度的發展是一種很好的示範。既能實現君主集權,又避免宦官干政的惡劣影響。
同時,文學之士所代表的的文人政治,雖然在五代十國的動盪和角力中沒有佔據上風,但對於之後的統一大江南北的北宋王朝卻是一個很好的啓示。某種程度可能堅定了北宋官家們堅定採取文人政治的信心,有助於摒棄和抑制過去反覆出現的武人奪權,不得不説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一個小小進步。
南唐官員形象
澄心堂為代表的內廷殿閣始終未能形成正式的定製,與外朝樞密院等機構的權力爭奪,又造成了政出多門,在與北宋對峙的過程中弊病顯露無疑
從南唐晩期的朝政實際運轉情況來看,澄心堂代表內朝和君主,樞密院代表外朝,形成了分別執掌大權的二元格局。
密院本身以陳喬為正使,而澄心堂承旨張洎在本職之外,又兼任樞密副使。如此,二人既是一院之內的同僚,又分別是內外朝權力機構的負責人。
陳喬作為樞密院使主政於外,而張洎作為李煜的私人顧問謀劃於內,這樣的安排表面上看似分工合作,實際上主要是方便相互牽制。如此安排之下,正面的作用是權力制衡,而負面的影響則是相互掣肘、扯後腿。
前文已述,南唐樞密使自中主時代以來,無論是職掌還是權力都急劇膨脹,最重要的是,同中原五代的樞密使一樣,其職權己經擴展至最重要的軍事方面。
在北宋滅南唐的系列戰爭中,外部戰事頻仍,陳喬所負責的樞密院按例本應該負責戰時軍事指揮、調度、後勤保障等一系列事宜。但李煜將活動中心和權力重心轉移到澄心堂,軍政要事的商議決策、政令的下達等,都集中在澄心堂而非樞密院,能夠決定大小事情的是李煜或張洎而非陳喬。
因此澄心堂也己成為實際的中樞所在。該堂彙集了張洎、徐遊等一大批後主信任並重用的大臣,諸多軍政要事皆也在此處理。這樣的設置令二者的職能產生重疊,直接後果是朝政系統變得紊亂。
《江表志》就曾記載,在非定製的澄心堂和朝廷機構樞密院之間,在外領兵的將領往往不知道應該到哪裏去領命,要做出行動決定也不知道向何處去得到許可。
在戰爭期間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政出多門或者政出無門都是很要命的問題,上情下達與下情上達都會出現問題,從而加速了南唐在戰事中的敗局和政權的敗亡。
宋滅南唐之戰經過示意
結語
澄心堂因為一張名貴的紙而被世人銘記,而它的真實角色卻很少被人想起。從最初的皇家圖書館職能,到南唐的皇家飲宴場所,再隨着政權內部權力格局的變化而逐漸走向權力中樞的定位,中主李璟修建澄心堂時也許並未想到賦予它那麼多職能。
但澄心堂作為南唐內廷最重要的殿閣之一,見證了李璟、李煜兩代文學帝王的權力糾結,也見證了五代十國亂世中文人政治的曇花一現和一體兩面,並預示了接下來的大宋王朝的文治鼎盛以及它與南唐政權相似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