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最大希望,而公平是高考的重要底線。但近來,各省份連續被曝高考舞弊案,事件幕後的濫權和腐敗問題引發全社會關注。
新生代藝人仝卓在一次直播中,自曝在參加高考時,把自己往屆生身份改為應屆生,成功進入心儀大學。事件在掀起軒然大波後,教育部、紀檢部門等相繼介入調查。
官方調查顯示,仝卓(當時名叫李振華)2012年在北京高考失敗後,他的繼父、時任山西臨汾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辦公室副主任仝天峯打通層層關係,為仝卓辦理虛假轉學手續、偽造虛假學籍,幫他在隔年成功以應屆生身份,考上中央戲劇學院。此外,仝天峯還託請人弄虛作假,為仝卓辦理中共預備黨員手續。
山西臨汾、陝西延安紀委監委先後通報處理“仝卓造假”事件的21名責任人,其中8人被撤銷、免除或解聘職務,3名涉嫌犯罪者移送司法機關。
臨汾市人大官方微信公眾號通報,已免去仝天峯臨汾市人大常委會秘書長、辦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職務。同時被免職的還有臨汾市教育局局長李晉平。
接着媒體又披露,山東聊城一名農家女子陳春秀近日在報考成人教育學校時,赫然發現自己16年前高考落榜,竟是因為有人花了2000元人民幣買走她的學籍。
另一名山東濟寧的農家女子苟晶6月22日也在網上發帖稱,自己1997年參加高考,考上北京一所大學,同樣被人頂替上大學。
據《南方都市報》6月19日披露,近兩年內,山東省內高校排查發現有242人涉嫌冒名頂替他人身份上大學。
而除了山東之外,江蘇也被曝至少有千餘人頂替學籍參加高考,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當地相關職能機構的主要負責人。
據涉事學校原校長湯某江(化名)稱,在當年的高招政策中,應屆生有很多有利條件。
為了拉高升學率,學校就想辦法讓一些成績不錯的復讀生頂替一些應屆生的名字參加高考,“這種情況在當時應該存在了好幾年,而且並不是只有我們學校有這個情況,全縣、全市,可能全省都有這種情況。”
另據知情人楊某介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高考前有一個預考制度,考試通過後才能參加高考,也正因此大部分人都被擋在了高考的考場之外。另外,在預考階段,應屆生的過線分數比復讀生要低,再加上學校也有應屆生升學的考核壓力,因而頂替輟學學生的學籍參加高考的現象,在當時極為普遍。
翻閲歷年高考政策可見,早在1980年,國家就開始試行高考預選制度,而在隨後的一兩年內,這樣的制度被推廣到全國,包含江蘇在內的多個省份都採用了同樣的制度。文件中指出,因恢復高考後,報名參考人數眾多,但高招人數卻極為有限,此舉主要是為了降低高招經費。在此制度下,各地都劃定了較為明確的錄取比例,復讀生自然難以與應屆生享受相同的錄取待遇。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考上大學是很多人跳出農門吃上“商品糧”的唯一途徑,於是便催生出類似頂替學籍充當應屆生等多種違法手段。
實際上,早在1990年,這樣的問題就已經暴露。當年,一份來自中國監察部駐國家教委監察局、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的通報文件指出,當年共有17人因在高考中弄虛作假被處理,其中,大部分為頂替學籍者。此外,1991年12月《河南省教委關於清退冒名頂替上學和其他舞弊問題學生的情況通報》一文共通報清退了611名不符合入學資格的學生,其中冒用學籍的情況也佔到很大比例。
這份文件同時指出,片面追求升學率以及鬆懈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都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所在。“這和當時那個時代有着很密切的關聯,是歷史遺留問題。”湯某江説。
針對上述亂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分析指,高考在多數情況下能做到“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曝光的這些案件相信不是個案,除了懲處舞弊行為,也應堵住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
他也認為,學籍造假、冒名頂替等操作背後,暴露出濫用權利和腐敗問題。
(責編:孟向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