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在懋功勝利會師後,聶榮臻與林彪大吵了一架,雙方都大動肝火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的勝利會師,是我軍軍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5月下旬,當張國燾接到了紅一方面軍已進入川康邊,正經會理、冕寧北上的電報,即派余天雲、李先念率30軍西進小金川地區,掃清敵人,接應中央紅軍;他本人則率總部離開北川縣城,前移到雜谷腦。
余天雲、李先念在引軍開撥前,徐向前特地向他們交待,要他從各部隊多抽調一些炊事人員,帶上糧食、鹽巴和炊具,會師時配給紅一方面軍。
徐向前説:“我們西征時吃過苦頭,炊具丟了,炊事員跑散了,部隊沒飯吃。這次要先幫助兄弟部隊解決吃飯的問題。”
6月8日,李先念率部攻佔了懋功、達維一帶。而這時中央紅軍也已先後佔領安順場和瀘定橋,渡過大渡河,經天全、蘆山向寶興急進。
6月12日,徐向前奉命代表紅四方面軍起草了致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報告,詳細介紹了川西北的敵我態勢,表示紅四方面軍及川西北數百萬工農羣眾,正準備以十二萬分的熱忱歡迎我艱苦轉戰的中央西征大軍。
1935年6月14日,成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這一天,余天雲和李先念率領的先頭部隊在夾金山下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6月15日,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張聞天等中央紅軍和黨中央領導人抵達懋功,會見了余天雲和李先念等四方面軍的指揮員。
當天,在余天雲、李先念的安排下,中央領導和紅一方面軍的官兵吃到了一頓可口的會師飯,飯是青稞、包穀麪疙瘩,卻有牛肉、羊肉、洋芋片。
晚上,兩軍在達維村的壩子上召開了會師聯歡大會。
熊熊的篝火火焰映紅了夜空,大家同聲歡唱着紅四方面軍前進劇團為專為兩軍會師而創作的《兩大主力匯合歌》。
之後連續幾日, 30軍的各支部隊源源不斷地送來了早巳準備好的慰問品,有大批的糧食與牛羊,還有槍支彈藥。
李先念和余天雲看到紅一方面軍許多部隊因為戰鬥減員嚴重,就主動從自己軍中撥出一個整團,共1500餘人送給遠道而來的兄弟部隊。
那邊的張國燾接到余天雲、李先念的電報後,即帶領十幾名高級指戰員匆匆趕往兩河口相會。
6月24日下午,天上飄着霏霏細雨,張國燾一行騎馬冒雨來到了兩河口。
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張聞天等領着數百名紅軍官兵站在一個搭着油布的雨棚迎接,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高舉着慶祝兩軍會師的標語牌,看見張國燾的馬隊出現在眼簾,轟然振臂歡呼起來。
張國燾有些小激動,他在歡呼聲中跳下馬,小跑着奔來。
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張聞天等人趕緊從雨棚裏走了出來。
大家在雨中握手、擁抱、招呼,彼此興奮莫名。
寒喧過後,毛主席站到從雨棚裏抬出來的一張桌子上,代表中央、紅一方面軍向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致歡迎辭,並感謝紅四方面軍給予紅四方面軍的兄弟般的支持。
張國燾也登上桌子致答辭,代表紅四方面軍向中央致敬,對中央紅軍表示慰問。
儀式雖簡,卻洋溢着滿滿的革命情誼。
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都感動得直掉眼淚。
簡短的歡迎儀式結束了,毛主席和張國燾在眾人的簇擁下,一起向兩河口會場走去。
張國燾的警衞員何福聖緊跟着張國燾,聽到了張國燾和周總理的一段重要對話。
張國燾低聲詢問周總理,説:“有一點我至今還不太清楚,你們這一路上打過來,傷亡慘重啊,不知道中央紅軍還剩下多少人?”看到周總理皺了皺眉頭,趕緊又説:“四方面軍現在有10來萬人,你們呢?再怎麼也不會少於5萬吧?”
周總理語氣有些低沉:“哪裏呀,我掌握的準確數字,也就3萬人吧。”
張國燾輕輕“噓”了一聲,説:“噢,就只剩下3萬人了。”
周總理:“秤砣雖小,能壓千斤嘛,不然,我們怎麼能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到這裏來和你會師。”
張國燾若有所思,不説話了。
實際上,他這時的內心已經在悄然膨脹了。
隨後,在兩河口第一天的會議上,在討論關於到底是“南下”還是“北上”的問題上,張國燾堅持南下,反對中央的北上的方針。
博古為了説服他,打了個形象的比喻,説:“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鷹鑽進了山溝,想飛也飛不起來。”
張國燾“霍”地站了起來,輕輕拍了拍桌面,口氣輕蔑,語帶譏諷地説道:“博古同志,眼睛長來不完全是用來看別人的,也應該借個鏡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紅軍10萬雄師,如今還剩下多少人馬呀?作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負責人,你難道不應當深刻地檢討一下自己的責任?還振振有辭地來和我談什麼軍事?你配嗎?”
張國燾的態度讓中央領導人的心頭掠過一絲不好的預兆。
晚上,朱總司令來到張國燾的住處,和張國燾聊了一個通宵。
主要是聊紅四方面軍對紅一方面軍提供的幫助,對張國燾表示感謝,也聊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的現狀,轉而語氣有些悲傷地説,眼下紅一方面軍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了。從江西出發時的10萬人,搞成現在不足萬把人。林彪的紅1軍團人數最多,有3500人,彭德懷的紅3軍團有3000人,董振堂的紅9軍團則巳名存實亡,僅剩下幾百號人了。而且土城受挫後,把炮都丟到赤水河裏才跑了出來,機關槍也所剩無幾,又幾乎都是空筒子,步槍子彈也少得可憐,多者不足10發,少者只有3發,只能作保槍用了……
不過,朱總司令對革命的前途卻依然充滿了信心。他説,紅一方面軍雖然目前處境艱難,好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大多數幹部都保存下來了,有這麼一大批經過嚴峻考驗的優秀幹部,再加上紅四方面軍的10萬官兵,革命一定會有勝利的一天。
但是,張國燾的野心已經滋生,他妄圖以超越組織原則的方式脅迫中央跟着他南下,進而將自己的地位凌駕在中央之上。
接下來的時間裏,中央領導和一方面軍首長們越來越強烈地覺察出了這一點。
毛主席、張聞天、博古、朱老總、周總理等人都陸續來找張國燾談話,他們苦口婆心,都希望能説服張國燾,但都是徒勞而返。
對於一方面軍的指戰員,張國燾特別欣賞林彪,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説,林彪“極像四方面軍的余天雲,人年輕,特別能打仗”。
林彪感激張國燾的抬愛,再來拜訪張國燾時,牽來了一匹好馬,送給了張國燾。
林彪當時是紅一軍團軍團長,張國燾想拉攏他到四方面軍去當軍長。
對於紅一軍團軍團的政委聶榮臻,張國燾則打算讓他到31軍去當政委。
聶榮臻元帥後來回憶,有一天,張國燾私下裏請自己和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去吃飯, “席間,張國燾東拉西扯,開始説我們‘很疲勞’,稱讚我們‘幹勁很大’。最後説,他決定撥兩個團給我們補充部隊……從張國燾住處出來,我問彭德懷同志,他為什麼請我們兩人吃飯?彭總笑笑説,撥兵給你,你還不要?我説,我也要。往下我沒再説下去,因為我那時腦子裏正在打轉轉。”
這之後,張國燾又派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向聶榮臻作思想工作。
聶榮臻元帥回憶説:“右路軍組成後,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軍指揮部開過會留下來吃晚飯,吃了很多胡豆。右路軍的政治委員是陳昌浩,他是代表張國燾的。吃完了晚飯還沒有天黑,陳昌浩説:‘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榮臻同志你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留下後,他問我,你對遵義會議態度怎麼樣?你對會理會議態度怎麼樣?我説,遵義會議我巳經有了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巳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巳經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主席。談話時徐向前同志也在場,但他在一邊,在地圖上劃標號,正在計劃作戰方面的事情,他沒有作聲。就是陳昌浩一個人在那裏高談闊論。談到晚上,我説,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還要行軍。他才説,好吧,你走吧。我就帶了兩個警衞員,牽着一匹騾子離開了。”
張國燾的“請客”和陳昌浩的“談話”,讓聶榮臻感事態的嚴重性,他有些擔心林彪。
從嚴格意義上説,聶榮臻算得上林彪的老師。
林彪讀黃埔四期時,聶榮臻是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員。
而且,林彪在黃埔軍校畢業後還是經聶榮臻分配到葉挻獨立團工作的。
聶榮臻考慮到林彪太過年輕,回去後,特意提醒林彪。
聶榮臻元帥回憶説:“我對林彪説,你要注意,張國燾要把我們‘吃掉’。他説,你這是宗派主義。我説,怎麼是宗派主義呢?對這個問題,我們要警惕,張國燾與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們應該想一想。我説這是路線問題。林彪反駁我説,既然是路線問題,你説他路線不對嗎?那他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哪?我們才幾個人哪?我駁斥他説,蔣介石的人更多,難道能説蔣介石的路線更正確?這次爭論,我和林彪都動了氣,拍桌子把一個盤子也打翻了。”
不過,林彪聽了“蔣介石的人更多,難道能説蔣介石的路線更正確”這一句後,安靜了。
不得不説,紅軍時期的林彪,有比他年長了八歲、亦師亦友的聶榮臻時時在身邊提醒和敦促,可真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犯的錯誤。
當初,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林彪原本是推崇紅軍軍事顧問李德那個在戰略上採取“堡壘對堡壘”、在戰術上採取“短促出擊”的辦法的,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論短促出擊》,印發全軍,供大家學習。聶榮臻極不贊成,而在他連接受挫後,就果斷制止住了“短促出擊”的戰術,重新採用毛主席的運動殲敵戰,終於取得了殲敵4000餘人、俘虜敵軍2000餘人的温坊戰鬥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士氣。
1935年5月上旬,毛主席指揮了平生得意之作——“四渡赤水”,到達四川會理時,林彪然口出怨言,説紅軍走的盡是“弓背路”,跑冤枉路,這樣下去會把部隊拖垮的。
聶榮臻立刻嚴肅批評林彪説:“你跟毛主席最久,過去在中央根據地,在毛主席領導下,敵人幾次圍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勝仗。你過去不是還保存了一個小本子?總是一説就把本上的統計數字翻出來,説你繳的槍最多了,現在,你應該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
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這一次會師後的爭吵,兩人的火氣都很大,但林彪最終聽從了聶榮瑧的話,在後來與張國燾嚴峻的政治鬥爭中有了正確的選擇。
新中國成立後,林彪和聶榮臻都成為了開國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