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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新法施行之際，守舊人士的百般阻撓，造成了王安石極大的反感，而安石也拒絕舊黨人士的建議，甚至給老臣們難堪，找到機會則排擠他們。舊臣們既與安石論政不合，常在殿堂上遭到屈辱，神宗也不採納他們的意見，於是個個心灰意冷，或要求外任，或要求致仕，人數頗多。
舊臣所擔當的職務本來多屬要職，待這批人離開朝廷，朝廷當中老成而有豐富行政經驗的人逐漸減少，新法與民意的接軌出現了危機。新法的制訂者多以一時的需求，忽略了久安的民情，以為政府獲利甚多而忘了人民受害甚深。逐去老成人是否得當，是新黨諸人思慮不及之處，但當時局勢又不得不如此，否則新法又如何能推行？
陸陸續續的，老成之人範鎮、韓琦、張方平告老還鄉，熙寧三年（1070）四月，呂公着罷御史中丞，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潁州。四年（1071），司馬光知永興軍，退居洛陽。同年六月，富弼以左僕射判汝州。呂誨彈劾王安石，神宗不聽，遂求去，出知鄭州。
蘇轍議青苗法，觸怒王安石，也被差遣除河南府留守推官，歐陽修請求致仕，歸居潁州。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反對安石引薦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認為破壞法制，因此坐累格詔命而落職，天下人壯之，稱之為“熙寧三舍人”。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及其他言官薛昌朝、林旦、蔣育等，皆因論政觸怒安石，都被罷斥，出為外郡。還有王陶、文彥博等人，也先後離開了開封。
在熙寧年間就已經可以看出舊黨被排擠的大趨勢，到了元豐年間更發生了“烏台詩案”，重重地打擊了舊黨。先是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温，與王安石的弟弟結為親家，深恐蘇軾擔任諫官將會攻擊新政，遂先發制人，熙寧四年，奏劾蘇軾前於英宗治平三年丁父憂，扶喪歸蜀時，沿途妄冒差借兵卒，並於所乘舟中，販運私鹽、蘇木和瓷器。
範鎮、司馬光為之辯誣，窮治之後，查無實據。新黨另外又苦心積慮想出一個打擊政敵的好手段，就是從文字上羅織罪名。熙寧六年，沈括被派為兩浙路察訪使，宋神宗曾面諭他：“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未料沈括忌害蘇軾才華，將蘇軾手書的詩作附在察訪報告裏，籤貼進呈，告他詞皆“訕懟”，神宗置之不問。
自從蘇軾因為議政不合自請外放後，先後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元豐二年（1079）移知湖州，“烏台詩案”就在湖州任上發生。整個熙豐時期，新黨對舊黨最沉重的打擊，當屬元豐二年（1079），因蘇軾詩案而導致的對眾多舊黨成員的黜責。
而此案，在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由權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彈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揭開序幕，他奏道：
七月二日，監察御史裏行舒亶也續彈奏道：
這些言論既指蘇軾譏切時事，又説他譏謗新法。故意用“陛下如何如何，則蘇軾如何如何”的行文，意在挑明譏刺新法無異於譏刺皇帝，挑撥宋神宗與蘇軾的君臣關係。御史中丞李定的札子更是惡毒：
既找不出事實，只好用牽扯文字、攻擊品行的謾罵手法，肆意污衊一番。詔派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李定奏請差員“追攝”，神宗批令差官往“追攝”，乃差太常博士皇甫僎捕軾到案。
八月二十日，首次勘驗，蘇軾供道：“除＜山村＞五絕外，其餘文字，並無干涉時事。”“二十二日，蘇軾又虛稱更無往復詩等文字。二十四日，又虛稱別無譏諷嘲詠詩賦等應系干涉文字。”直至三十日，御史台的官吏不斷地逼迫，在極端恐懼下，蘇軾只得供出“自來與人有詩賦往返人數姓名”。
除了上述舒亶上奏所提出蘇軾的＜山村＞詩之外，蘇軾不得不承認還有幾首詩也含有譏切時事的地方，談及時事要罰酒，要在座之人不可談，暗中是不滿時事，其實並未直指哪一件事，還是還被拿出來檢討。
可知此詩不過批評執政愛表現其能力，人民卻以為紛擾而已。
此詩充分表現蘇軾的本色，有邁往報國的豪氣，卻也被誣指有譏諷朝政之意。其餘如＜和劉道原＞、＜送李清臣＞、＜司馬君實獨樂園＞、＜送曾鞏通判越州＞、＜寄子由＞等詩，凡是詩中和蘇軾交遊的舊黨人士也一一被牽連進來，雖然蘇軾百般地避免牽扯他人，但是所作詩全被蒐羅，詩意多被曲解。
十二月二十四日才結案，最後以責授蘇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作結。與蘇軾交往，牽連被責的計有二十六人，包括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王詵、蘇轍、王鞏、李清臣、曾鞏、黃庭堅等人，全部都是舊黨，牽連不可謂不廣。這是一種變相的傾軋舊黨份子的手法，新舊黨爭惡鬥的情勢就此成型。而這種以斷章取義的手法，從某人的詩文羅織罪名的做法，前所罕見，從此打開了惡例。
變法之檢討
關於青苗法可能造成的弊端，後來果真有強迫抑配的事，本來是針對農民，結果連市民也被要求強迫攤派放款。事情傳到京師，神宗便問王安石：“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可見青苗錢的弊端確然發生。
再説保甲法吧，此法本來想兵農合一，放棄原來招募的兵源（包括遊民），但放棄遊民則他們無所事事，一至飢寒交迫，就可能流為盜賊，實施保甲以後果然發生賊寇作亂的事。另一方面已經有業的農民，訓練為兵，會妨礙生產，訓練時間不足也不能成為精兵，此外連武器都要自備，又是強人所難，結果宋朝戰力並沒有大增，至元豐四、五年間，征討西夏乃吞下了敗果。
免役法同樣造成困擾，本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用意甚佳。卻要單丁女户也出助役錢，而且另外還加收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寬賸錢，成了額外蒐括；此外，每人出助役錢的多寡，既隨着家資高下而定，而家資高下又任隨官吏審定，漫無標準，難免有官商勾結，徇私欺罔的情事。
農田水利本是公家應該舉辦的事，現在鼓勵百姓出錢幫助興修，不啻是壓榨民脂民膏，而公家更可以偷惰卸責。農田水利利害條例用心甚善，但如何防弊呢？保馬法讓人民幫公家養馬，馬死需要賠償，馬價極高，果真不幸死了，一般百姓如何負擔？
窮人家有時一賭運氣，而不幸馬死，無力償錢，則多有入獄逃亡者。又王安石頒三經新義來取士，舉子讀書只為了獵取功名，專心於此，略不讀文史，對治亂興衰、經世實務一無助益，安石暮年，也自覺此舉失敗，嘆道：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
以上這些討論，説明新法用意雖善，但是立法猶有闕漏，執法之人的操守，猶欠缺縝密的考核機制以監督之。
從用人方面來説，王荊公既鄙棄老成人，與之合作的守舊人士既寡，他就汲汲進用年輕的新鋭。魏泰説：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台閣內外要權莫匪新進之土也。
這些新進為了晉升快速，多是投安石所好，或百般讚揚新法至善，或嚴厲執行新法以邀功，其中就有品格極低劣的。如此新法的弊端不但神宗不曉，甚至王安石本人有時候也不知道，而新人執行不當，破壞立法的美意，安石也每每被矇蔽。還有舊黨之人不願意合作，使新法執行有障礙，也是變法未竟全功的一項因素。
參考文獻：
《北宋黨爭研究》
《續資治通鑑長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
《東坡烏台詩案》
《蘇軾全集》
《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宋史》
《後山談叢
《東軒筆錄》
《續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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