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中官家都怎麼上課：趙禎同學請起立回答！
上次我説了，經筵制度是宋朝以及歷代王朝一項基本制度，是君王學習上課的常規制度，通過經筵講讀，君王可以學習為政之道、提升文化素養、培養善德善行等等。在電視劇《清平樂》中，展現了宋仁宗趙禎的''講師''就有晏殊和王曾等人，當然其實還有很多人充當過經筵講讀官員，因為在宋朝,實際參與經筵講讀的一共有 ''翰林侍讀學士 ''、''翰林侍講學士 ''、''侍 讀 ''、''侍講 ''、''天章閣侍講 ''、''崇政殿説書 ''、''邇英殿説書 ''七種經筵官 。
在古代老師的地位是十分尊崇的，且看看古人這些名言：天地君親師，師道尊嚴，一日之師,終身為父，事師之猶事父也。通過這些名言便可以瞭解到老師地位的崇高，那麼論説作為''帝師''的地位就更加讓人仰慕了，可是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為什麼歐陽修要推辭經筵官的任命呢，難道他不想做光耀門楣的''帝師''嗎？
我們自己想一想，帝師或者太子侍讀的地位其實是十分尷尬的，面對這位特殊的學生到底是嚴格一點，還是寬和一點，如果嚴格一點，可能能夠提升學生的成績，可是在在管理過程中勢必會造成師生矛盾。如果寬和一點，師生矛盾可能會緩和一些，可是最後成績上不去怎麼辦？我想起自己曾經也教過領導的孩子，真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如果領導孩子成績優異還好説，但是如果遇到愚笨頑劣的孩子，真是讓我左右為難，管理嚴格了，孩子肯定在領導面前説我壞話，如果管理寬鬆了，成績沒上去，領導會用黑眼球還是白眼球看你？他肯定懷疑我教學能力，所以我每次只能腆着臉皮在領導面前説：xx表現還不錯，但是稍微......這已經成為我固定句式，重點在''但是''後面。
所以作為帝師，怎麼處理和學生的關係一定有很多技巧和制度，不然，帝師這顆心是無處安放的。
縱覽中國古代經筵制度發展史，在宋朝以前的經筵制度萌芽期，可以發現三條線索依稀可循: 即保傅制、侍講制和執經制。
古代設有專門輔導和教諭君主及太子的官員，這就是師、傅、保。早在西周以前就曾設置有太師、太傅、太保等官職，合稱''三公''，他們的副職分別是少師、少傅和少保，合稱''三少''。這類官員統稱為師傅、師保或保傅。後來這些稱謂都送給了各種基層勞動者：修車師傅、司機師傅、維修師傅......
保，負責太子身體保育方面，保就相當於體育老師。
傅，負責太子道德培養方面，這就相當於政治老師。
師，負責太子知識教育方面，那麼就相當於語文老師了。
這三個方面分工合作，全面負責太子的教育和培養，可見西周宮廷對於太子的教育是頗有計劃的。
保傅之官因承擔教育培養太子的重任，所以選拔和任命極為慎重。周成王的''三公''——''太公''、''周公''、''召公''，都是歷史上卓著盛名的賢臣。後代選拔保傅之官，也都注重在''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術者'' 中選拔。保傅既受以重託，就要對太子的行為全面負責。
保傅之官的職責並不僅限於太子幼年階段，更主要的任務在於青少年、成人階段，甚至於即位之後仍有扶持、勸誡、教誨的重要任務。西周時代保傅之官既輔佐君主，又兼教喻太子。由此可見保傅制度的傳統對整個古代的君主教育是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的。為太子選師保傅，其目的就是為了使太子通過師保傅的教育、影響而潛移默化，成為言行端正、道德高尚、有統治法術的人。
但是到了秦朝建立之後，在中央官制結構中，沒有設置師傅。這是因為，在君主專制政權的體 制之下，作為最高獨裁者的君主，根本不可能容忍權力的制約者、分享者。
但是秦代在從最高統治者身旁側近隔離開師傅後，隨之產生了誰來承擔教育皇帝，也包括太子的新問題。此後，最高統治者的教育問題，一直沒有從制度層面得到解決。尤其是到了西漢中後期，儒學大盛，朝野上下是一派學術的興旺氣象，不可避免地輻射到最高統治者，才產生了像漢元帝、王莽這種儒學信徒。這樣，一方面最高統治者沒有老師，另一方面政權中密佈學者。故而，東漢產生的侍講制，就成了必然。
侍講之名始於東漢，本指朝臣入授太子，並非官名。光武帝立陰後子為皇太子（明帝），並未仿西漢置保傅設官僚，而是改由朝中儒臣負責教授太子，但儲君無外交之理，於是讓廷臣入禁中教授。一代名儒桓榮為議郎，經常入內教授太子，並經常留宿太子宮中。五年後，桓榮薦舉門生胡憲侍講，自己方才得以離開東宮，明帝即位後，也常與桓榮的兒子桓鬱在禁中論經，問以政事，並親自制定五家要説章句，令桓鬱校定於宣明殿。又數召張酺講《尚書》，相互論難經義，以其甚能契合心旨，令授皇太子（章帝）。張酺(pú)為人正直，執守經義，每趁侍講間隙，屢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日後章帝説：''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公之風。''章帝喜好儒術，尤嗜古文《尚書》及《左傳》，因感於經學有今古之分，且章句繁多，擬加減省，乃召集羣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親自稱制臨決。明、章二帝時期為東漢治世，二帝又都是博貫五經六藝、尊師崇儒的君主，其學識德行的養成，毫無疑問是得力於儒臣的侍講。
章帝之後，東漢政局進入中衰時期。和帝以後，太子教育實已廢而不存，皇帝教育則是採取選召廷臣入禁中侍講的方式。除殤、少、衝、質四帝因即位時年齡過幼，在位皆不足一年，未有侍講之事外，其餘和、安、順、桓、靈、獻諸帝都行侍講之制。侍講制的產生，在君主教育的演變上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其一、入宮禁侍講者多由低品階官員兼任，以典司著述的議郎最多，而不由東宮師傅重臣專司輔導，顯示皇帝對太子的控制防範加強，只是惟恐東宮自成勢力，威脅皇權；其二、''侍''乃身份 低卑者立於尊者之側的意思，縱是一代大儒桓榮，亦稱之為侍講禁中。侍講之名，反映出東漢帝師地位較西漢為低。
東漢侍講制的特點，就是造就了一批不是老師的''老師''。侍講們的身份,只是為皇帝提供知識的''侍從''。於是又出現了這樣一個矛盾，儒家尊師重道，皇帝的''老師''卻如此身份低微，怎麼能為天下儒學學子提供榜樣? 這樣就需要再次對皇帝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
魏晉南北朝於是出現了執經這種差事，執經的地位如何，功能，通過這段故事，我們可以發現一絲端倪，東晉孝武帝時，''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為前衞率、領本郡太中正，授太子經。帝謂徐邈曰: '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這段晉孝武帝親口對徐邈説的話，''不復尊以為師''反映了東晉時代，皇帝統治術中的典型的''不是老師觀''。此外，''自魏晉以來多是微人教授''一句話，更折射出了其中的人為因素，即壓低教授者的身份。所以説執經地位也不高，但是同侍讀比較起來，皇帝還是他們幾分薄面的，在特定公共場合經常要擺樣子，執經會作為皇帝、太子等禮拜尊敬的對象，帶有表演性質，但是儀式結束後，仍然恢復臣下的身份。
至此，原先師傅制的政治、教育、禮儀三項職能被徹底分隔開，政治職能被人為地抑制，禮儀職能侷限於特定場合，教育職能改換到臨時工性質的侍講身上。秦代廢棄師傅制，是出於確立皇帝獨尊地位的需要; 東漢出現侍講制，是為着強化皇帝的專門知識; 魏晉南北朝的執經，是為了強調禮儀規範。所以説秦代解決了師傅制過多的政治意義，但矯枉過正。東漢的侍講能夠起到教育的作用，但身份過低，有悖儒家禮制。最後魏晉南北朝才又出現執經，來填充侍講制在禮儀方面的不足。
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建設上，皇帝為自己專制集權的努力。不管古往今來，無論中國海外，政治的核心問題，都是權力的分配、歸屬問題。經筵制度———或者用皇帝教育制度，這個更寬泛的説法———面臨着一個不能解決的悖論，即老師的學術地位高於學生，但同時皇帝的政治地位高過臣僚。從中國古代皇帝教育制度發展來看，其解決之道，就是前文提到的創造出''不是老師的'老師'''。
到了唐朝時，經筵尚未制度化，御前進講儀式不甚講究,基本上以坐講為主,所謂''坐而論道''就是這個道理。 漢、唐風俗一般是席地而坐,而御前講席坐而論道可能只是一種習慣,其中沒有尊師意思,也沒有崇君的意味。如果皇帝席地而坐,而講官採取站立姿勢，就會形成講官居高臨下,帝王抬頭仰視的效果,反倒會給人以尊卑倒置的感覺。再者,唐經籍多書寫於簡牘,講官手捧成捲成札的講稿,長久站立會難以承受。置書簡於相對低矮的几案之上,''君''''師''相對,都採取跪坐的形式,這應該是當時的一種習慣。
這種坐講的形式一直延續到北宋初年。據説宋仁宗天聖以前,經筵講讀官都是坐講。但是有一件事情打破了這種規矩，北宋景祐年間,經筵講讀首次變成了立講。始作俑者是當時的翰林侍講學士孫爽，起因是宋仁宗年幼，需要踩在小凳上才能夠得着講案,於是孫奭請求站着為仁宗授課,以便隨時近前指點。孫奭為經筵老臣,執教非常認真。''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牀,則奭拱立不講,體貌必莊。上亦為竦然改聽。''''拱立不講''顯然是站姿,是立講。後來程頤説''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大概是孫奭的立講得到了太后的認可。經筵老臣帶頭立講,其他經筵官自然不敢坐講,甚至侍班講讀官也主動立侍。經筵立講由最初的孫奭的個人行為，最終演變成了官定儀式。
由宋仁宗''跂案而聽之'',説明宋代講台已經由低矮的几案變成了高大的講桌或講案。這時的''坐''也已經不再是席地而坐，而是坐在凳子或胡椅上。另外,宋代印刷盛行,講稿由笨重的簡牘變成了輕便的紙質教材，也為經筵講讀官的立講提供了方便。但站着畢竟不如坐着,長久站立侍講損耗體力。皇佑三年(1051)九月丁丑,宋仁宗體諒經筵講讀官侍立太久,過於勞累,正式下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於是經筵講讀形式確定為坐侍、立講。此時,經筵講讀的一般程序是:入見先賜坐,飲茶。人閣,復坐。當講讀,暫起立。講讀畢,復坐,賜湯,退。
但是事情卻不這麼簡單，就''立講''還是''坐講''的問題竟然引發了一場大的爭論和商討。
宋神宗熙寧年間,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石等人具劄上奏，他們對侍者坐講者立表示不滿,認為應該是講者坐侍者立才合理。神宗詔下禮院討論,大臣們分成贊成派與反對派展開了辯論。此後，在歷代皇帝經筵講讀時，這個站着還是坐着的問題被反反覆覆吵來吵去，當然最終每次的爭論是採取立講的方式。
坐講和立講之爭，看似無聊，毫無無意義，其實本身是經筵官爭取更高地位的舉動。立講的出現本是由於宋仁宗年少個矮，經筵官便站立講讀以更接近宋仁宗。這實際是個偶然因素，後來卻引出各方議論，究其實質，不外乎''不是老師觀''在作祟，宋仁宗時曾經任命歐陽修為經筵官，以歐陽修的名望身份，進入經筵，該是一件如何更上層樓的美事，可他卻上書拒絕，理由也很直白: ''侍讀最為親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外議皆雲經筵無坐處矣。'' 這裏面不正透露着歐陽修已經看透了經筵官徒有其表，多少帶有點綴的色彩? 對比之下，如程頤、朱熹對經筵過於熱忱，反而招來排斥，其背後的實質，無非是他 們對皇帝的最高權威指手畫腳，誤把''不是老師''當了真老師。其實，博覽強學如程頤、朱熹輩，不可能不省悟出保傅制與經筵制的區別，如程頤的奏章中 所言:''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行動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所以程、朱的經筵教學失敗，只能歸結於他們太想填充取消先秦保傅制後遺留的職責空白。從這個角度説，程、朱之失，也可以理解成正是因為他們太過明白保傅制與經筵制的區別，才跨出了經筵制的界線，妄求進入保傅制的領域。
經筵官雖有帝師之名，卻無帝師之實。
明代皇權至上,君尊臣卑成為社會共識。朝廷之上大臣皆行跪見、跪對之禮,杖責廷辱成為家常便飯,經筵講讀的待遇更是非常低了。別説給皇帝講課，甚至給東宮太子講學都被要求跪講,只是因為明代士大夫的暫死抗爭,勉強保留了立講的傳統,經筵跪講最終未能如意,算是給讀書人留下了一點臉面。據記載,景泰年間''帝每臨講幄，輒令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號恩''。擲錢於地,歷來是對待倡優或乞丐的施捨行為,明代帝室竟然用來對待儒者,足見明代斯文掃地之慘狀。
明代經筵立講也是極為變態。據説明武宗正德年間,李廷相正在經筵進講,正德帝忽然遊興大發,一聲招呼不打就直接跑到西苑遊玩去了。沒了學生,李廷相不知所措，''公竦立至晚,退坐內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又抖擻精神再上經筵。即使是學生不在,講官也不敢放鬆站立姿勢,並且一直站到天黑，足見立講制度之嚴。
到了清代，經筵儀式基本沿襲明代而略有簡化,經筵仍採用立講。中國古代經筵制度自宋至清,歷史長達五六百年,教學形式由最初的坐講，逐步演變為立講,明初甚至幾乎淪落為跪講。總的來説以立講為主,坐講極少。從史書上稱坐講為''賜坐''可知立講為常態,坐講為特例,跪講則是變態。
所以説這些帝師們看似風光榮耀，其實在皇帝眼裏終究還是下臣而已，並沒有完全把他們當做執教的老師來尊敬與對待。
經筵坐講論者主張尊君與尊道並重,尊君的同時還要儒者保留自尊，立講論者有明顯的尊君意識,立講論者的''犬儒''本性與現實態度,更符合帝王的利益,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睞。
最後，我就想問問這都新社會了：我講課為什麼得站着?而且學校特別規定，不能坐講。哪位同學回答一下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