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趙匡胤西巡洛陽。此時大宋已經統一了中原以至整個南方，實現了自晚唐以來二百多年間中原王朝最接近於大一統的局面。儘管北方仍有強鄰，但開國十六年來，大宋國力日強、國運大盛，所以，在隨行的文武羣臣們看來，此次聖駕西幸應該是一次充滿温情的懷舊之旅。然而，此次西巡卻並非都是終日宴飲、君臣共歡。
比較而言，宋太祖趙匡胤確實算得上仁厚之君，同時也確實有難伺候的一面。不過，趙匡胤提出遷都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他的這一想法未能付諸實施，是整個國家的重大遺憾。如果當時真的將國都遷至洛陽，或許兩宋綿延三百年受困於北方邊患並兩次亡於外族的悲劇命運就可以避免。
開封在戰國時期，是魏國的國都，當時叫大梁，後又改稱汴州。隋朝開通的運河經汴梁入江淮，使這裏成為了鎖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後期，北方藩鎮割據，戰亂頻仍，經濟中心移至南方地區，汴梁則成為南糧北運的必經之地。
五代時期，汴梁先後為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四國之都，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到周世宗柴榮時，汴梁已經擁有三重城牆，城高池深，城內建築規整，道路寬闊，商業繁榮，已頗具帝都風範。再經過趙宋王朝十幾年經營，汴梁城“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荊湖之運漕”，而朝中羣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時提出遷都，確實有動搖國家根本的感覺。
何況此時的洛陽（包括長安）由於自唐朝後期開始的連年戰亂，城市破壞嚴重，經濟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經失去了作為國都的條件，而事實上，長安自唐後、洛陽自後晉石敬瑭遷都開封，都再也沒有成為過任何王朝的國都。
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奪取後周政權，所以最初定都開封談不上選擇，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承襲。開封確實是易攻難守的四戰之地，此前定都於此的都是短命政權，但趙匡胤自己是雄才大略，大宋開國後即開始為開疆擴土而南征北戰，戰略上以攻為主，戰場主要在別人的地盤上，十多年來國都從未受到過威脅，而開封的通達便利更成為了利兵利戰的優勢。
應該説，宋初定都開封是符合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客觀需要的最佳方案。
問題在於，當大宋如秋風掃落葉般蕩平南方諸國而將目光轉向北方時，形勢卻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盤距在山西的北漢政權聯合北方的契丹，憑藉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勢，成功阻止了宋軍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漢，皆受挫而返。當戰略上的進攻轉化為對峙，作為一個身經百戰、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從心而產生失望和無奈，也當然會意識到巨大的危險。
北漢在黃河以北，與汴梁僅相隔一河，而強大的契丹也隨時有可能揮戈南下，以汴梁平坦開闊的地勢，如何抵擋遼軍鐵騎？
要保證四戰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為險，所以駐守開封的禁軍數量急劇膨脹，那些已經習慣於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們，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師或許會感到心安，而趙匡胤則已清醒地認識到了軍隊龐大對國力的巨大消耗。
他提出遷都洛陽就是為了“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遠見卓識未能得到大臣們的理解，最終在趙光義“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險”的勸説下，不得不做出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