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獻太子是宋歷代太子中唯一一個參與血腥政變的太子。史彌遠能夠踏上權相之路，與景獻太子不無關係。兩人關係密切，史彌遠在政變之前就曾兼資善堂直講，在誅韓行動中，景獻太子更是發揮着溝通內外的重要作用。
在嘉定資善堂會議後，史彌遠又通過對景獻太子的影響，成功擊敗錢象祖、衞涇，獨享誅韓成果。後史彌遠因母憂去位，景獻太子上奏：“臣竊惟囊者權臣擅命，妄開兵端，幾危社理，隆下奮發英斷，臣雖得與大議，而彌遠能贊聖漠，遂剪元惡。自此繼好息民，北虜退聽，宗廟再安，天下蒙福。方彌遠密承聖旨，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然猶有顧望，欲遲迴其事者，非彌遠忘其體命，奉行天誅，萬一泄謀，必誤大計。睡下特念南北生靈肝腦塗地，屈己就和，量力相時，初非得己。今和好賴以堅定，虜人持以信服，由隆下獨斷於上，而彌遠能抵承於下，故人心妥安，無復疑慮。如彌遠一旦去國，誠恐無以系虜情、慰民望。以此觀之，彌遠乃瞠下腹心之疾、社穰之臣，其一身去留，寒天下重輕之所繫慄。欲乞聖慈特賜睿旨，賜第行在，令其得以就第持服。國有議論，庶幾便諮訪，而臣講學有疑，亦可因而質問，不勝區區至願。臣冒昧奏陳，惟陸下裁擇。”
字裏行間無不流露出對史彌遠的維護，於是一個降金乞和的奸侵搖身一變成為心懷蒼生的社穰之臣。宋寧宗同意景獻太子的請求，召史彌遠回朝。景獻太子的政治作用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景獻太子的東宮宮中有多人深受理學影響。如劉煽曾與其弟劉韜仲受學於朱嘉、呂祖謙，偽學禁興，劉；擒曾從朱嘉於武夷山講道讀書。他為國子司業時，向墨相史彌遠建議，以朱嘉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學説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他認為，道學以事君為忠，事父為孝，慶元以來，奸臣當道誹謗道學為偽學，“屏其人，禁其書”，使得世風日下，寡廉鮮恥。建議罷偽學之詔，“息邪説，正人心”，此為宗社之福。又建議以朱嘉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刊行朱嘉所著《四書集註》，欲借史彌遠之力發展理學。王介、任希夷也曾隨朱嘉、呂祖謙遊學。
此外，還有徐邦憲，幼年曾從永嘉學派的陳傅良究名物義理。這與當時所處的政治背景有關。韓倪胃為打擊趙汝愚及道學一黨，主導發動了慶元黨禁。不僅打擊了以朱嘉為代表的道學，其他學術派別也遭到迫害，學術界幾乎遭到滅頂之災。隨着韓僥胃被誅，史彌遠掌權，浩劫之後理學終於迎來了復甦之機，“四方學者，稍立於朝”飛因曾師從理學大家楊簡，史彌遠在情感上傾向理學。加之，其向金求和的行為，為理學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不齒。為挽回形象，史彌遠倡導理學，將黨籍中人“一切攫用，悉至顯宮”，無一人遺漏。
此時“天地閉塞之氣，至此一舒，四方忿鬱之情，至此一快，其於國脈豈小補哉。”“至嘉定更化則又不然也。元咒屈死，眾正方升，樓鑰自海濱召，林大中自浙東召，倪思自害川召，楊輔、劉光祖自西蜀召，黃度、蔡幼學、傅伯成、劉；擒、楊簡、袁樊等同時為侍從郎宮。”隨着理學的復興，理學之人被再度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