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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報道，“十一”期間，北京公交集團一共運送乘客6340萬人；八達嶺長城的環衞工人每天彎腰300次左右，將十餘噸的垃圾背下山；1500名清華大學的學生擔任起志願者向遊客們講解清華的校史，遊客的標準配置是一對父母和一個孩子，志願者每天都需要應對的問題是“我們孩子怎樣才能考上清華？”。
10月1日清晨，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看升旗的遊客。新京報記者朱駿 陶冉 攝
“十一”期間，北京迎來了1237萬名旅客，他們從一個景點奔向下一個景點，為這座城市帶來了95億元的收入。
這座超級城市裏還住着另一羣“旅客”，他們“北飄”多年，國慶期間仍在奔波和忙碌，成為節日裏的異鄉人。
八天裏，我們從城市的中心出發，去了遊客聚集的天安門，白天的南鑼鼓巷，夜裏的三里屯，跟着一名地鐵歌手在五環與六環之間穿梭，認識了幫人答疑解惑的占星師，探訪了學術沙龍里的年輕人……我們看到了北京城裏由他們構成繁華與包容，也看到了他們內心的獨立與寂寞。
（一）
為了趕在前排看見國旗升起，大部分遊客的國慶旅程從9月30日晚上開始。
9月30日20點，田晉梅和丈夫孩子從位於南六環的家中出發，跨越28.5公里的路程，在西單地鐵站下車，然後步行半小時前往天安門廣場。22點15分，他們鋪開從家中帶來的舊桌布，加入了在地下通道內等待進入廣場的人羣。
10月1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等待升旗的遊客。新京報記者朱駿 陶冉 攝
初秋北京的夜晚已經有了涼意，地下通道給了準備徹夜等候進場的人們一些温暖。結伴而來的大學生圍着書包坐下，因為信號不穩定，他們《王者榮耀》的排位賽已經連輸了四局；年輕的情侶正在互相抱怨，不久前他們還因為走散而焦急地尋找對方；中年夫妻鋪開野餐墊，更多時候是幾張報紙——來自通道里一位賣報的老人，那是2017年6月28日的《車友報》，四張全部展開可以容納一個人蜷縮着躺下。
人流從南北兩個方向聚集，通道里的熱氣很快被點燃，人們脱下外套，露出花花綠綠的短袖。隨着升旗臨近，人羣一浪一浪湧來，田晉梅一家在浪頭上，身後的熱氣讓她窒息，前面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鐵質伸縮門。
10月1日，天安門廣場升旗時，人們舉起手機拍照。新京報記者朱駿 陶冉 攝
8個小時過後，36位國旗護衞隊員從金水橋出發，邁出96步，到達天安門廣場。
此時，廣場上已經彙集了11.5萬人，幾乎所有人都掏出了手機，在2分07秒之後，他們共同目睹了國旗升上旗杆頂點的一刻，以及北京十月的第一縷陽光。
（二）
“十一”期間的北京，幾乎每一位遊客都有着明確的目的地。官方報道，北京公交集團一共運送乘客6340萬人；八達嶺長城的環衞工人每天彎腰300次左右，將十餘噸的垃圾背下山；1500名清華大學的學生擔任起志願者向遊客們講解清華的校史，遊客的標準配置是一對父母和一個孩子，志願者每天都需要應對的問題是“我們孩子怎樣才能考上清華？”。
假日裏，北京每天有553萬人走進地鐵，他們沿着交織密佈的線路去往城市裏每一個角落。陪伴他們的是北京地鐵公司10000多名工作人員。
地鐵南鑼鼓巷站成為人流最密集的地點之一。
南鑼鼓巷這條位於中軸線東側的衚衕，寬8米，全長780餘米，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區之一。儘管這座城市從來不缺少摩登的選擇，但遊客們總是對傳統情有獨鍾，希望能在這裏找到心目中的“皇城煙火氣”。
截至去年年底，南鑼鼓巷主街共有235家商户，每一家店鋪都在想方設法留住過往的遊客。
人潮擁擠，但人們心平氣和地分成雙向八道勻速前行，顯示出履帶式的秩序感。
銀飾店門口一位匠人正在打造手鐲，每打造一支需要30分鐘，敲打2400下，這個過程中大約有900個人會從他的身邊路過；一家爆肚店在生意最好的一小時裏，所有爆肚剛出鍋就會被搶購一空；就連街邊四合院裏的居民也做起了生意，老闆穿着拖鞋，從漆黑的門洞裏拿出一個二維碼：“爆肚，便宜五塊吶！”
一家CD店的店主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羣懷念起十年前剛剛開業的時光，那時店鋪的租金一年只有10萬元，地鐵還沒有通到這裏，“一切都還沒有那麼的商業化”。
從2008年至今，開店第十個年頭，租金已經翻了3倍，當初一起賣音樂產品的朋友大都離開。
店主對牆上掛着的一塊銀色牌子最為自豪，上面落款是“北京市版權局和北京版權保護協會”。這家只賣正版的CD店擁有超過10000張唱片，在國慶期間每天能夠賣出100張，比平時多了一倍，但這樣的收入也只能是勉強維持店裏經營的支出。
他希望將這個CD店做成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來南鑼鼓巷的人一提到音樂就能想到這裏”。
（三）
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去和幾萬人擠在一條不到800米的巷子裏。
西北偏北的四環邊上，有一羣人住在五道口華清嘉園15號樓的第20層。這個地方叫“706青年空間”，裏面有一間食堂，一間咖啡廳，一個貼着“性別友好”的廁所，一個不太熟練的調酒師，34位房客和超過10000冊藏書。
706青年空間裏的藏書。
與短暫停留八天的遊客不同，這裏的房客大多在京學習工作，已經住了3個月，甚至更長時間。他們稱自己是“異鄉人”，聚在一起，試圖探索出更獨特多元的日常生活。
新加坡獨立紀錄片導演陳惜惜正在向8位房客講述攝影中光與影的技巧，她把自己用手機拍攝的北京照片整理出書，書名就叫《人在北京》；陳夢媛剛剛從心理學研究生畢業，她在旁邊佈置着展板，一天後她將在這裏主持的一場關於抑鬱症調查的沙龍，而她的正式職業是一家房地產公司的職員；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白明澤正在準備中秋夜晚的學術演講，他將在咖啡館裏和房客們探討“作為一個學習實證學科的人是如何閲讀理解馬克思的？”；當他演講的時候，另一羣房客則會在二層小樓上的電影院裏欣賞侯孝賢的電影。
還有一些人，國慶假期並沒有使他們停下來，繼續忙碌着各自的生活。
史淑賢並沒有看到國旗升上最高點的那一幕，那時她已經回到了東五環外朋友的出租屋內。前一天，她用1塊錢1面的價格買下了100面小國旗和兩張國旗貼紙，然後轉手賣給從前門步行街去往天安門廣場的遊客。
她8個月大的孩子剛剛被查出臍疝，作為北京異地求醫大軍裏的一員，獨身母親需要想些門路讓日子好過一點。
在這樁生意裏，史淑賢是佼佼者——誰會拒絕一個把8個月大的娃娃綁在胸前的母親呢？這個孩子圓嘟嘟的臉蛋上還貼着愛心形狀的國旗。
(四)
夜幕降臨，工體北路一家酒吧的電視上正播放着中國網球公開賽，納達爾為了救球跑掉了一隻鞋引起場內一陣唏噓。但酒吧內一對情侶卻毫無興趣，他們可能陷入了冷戰，他們桌上的馬蒂尼酒杯已經2個小時沒有動過，路邊賣玫瑰花的老人5次進店將花遞到他們身邊，每一次他們都無動於衷；舞台下搖骰子拼酒的聲音此起彼伏，只有唯一的一位鋼管舞女郎表演時，那是全場最安靜的時刻。
面對生活的煩惱和未知，很多人會選擇酒精，但還有一些人選擇更特殊的方式——占星。
下午三點，西城區楊梅竹斜街128號的占星師狄與菲剛剛換好一身手工縫製的粉色亞麻外衣，在小店門口貼上了告示“測不準不退錢”，然後轉身上了二層閣樓。她端坐在草蒲上，點燃了手邊的一把鼠尾草，它特殊的香氣據説可以淨化掉前一位客人的“氣場”。
為了迎合國慶期間來來往往的遊客，狄與菲臨時調整了占星方式。她長期以來熟悉的占星流程是顧客提前14天預約，她用7天蒐集信息，最後花3個小時詳細地向顧客分析星盤所代表的意義。
節日期間，上門的客人只需要擲出三顆占星骰子，狄與菲就可以根據骰子上的圖案回答客人們提出的問題。由於過程簡化，占星所能預測的範圍也縮小了，狄與菲以往回答的問題是“我到底該不該結婚”為主的人生大事，現在則變成了“晚上吃川菜還是吃海鮮”為主的生活指南。她將佔星這件事稱為“人本主義”，堅信人與星體運動規律之間有着某種聯繫，4天之後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研究結果將這種聯繫闡述得更加科學。
占星師狄與菲回答的問題。
3個小時內有6位男士和6位女士來到店裏擲出骰子。這樣的性別比例讓狄與菲有點不太習慣，她平日裏的客人90%都是女性，“因為女性對自己的未來更加不確定。”這12個客人一共問了15個問題，每個問題狄與菲收費20元。這些問題五花八門，從“是否該給暗戀的男生表白”到“如何在擁擠的人羣中找到遺失的手機”，甚至有一位顧客來到這裏，僅僅是為了問“買了早上五點的火車票，到底是應該早上三點打車去車站還是夜裏直接去車站等通宵。”
（五）
地鐵13號線從西二旗到望京西是何寶良的舞台。10月1日一整個下午，這位地鐵歌手在這兩個站之間往返了4次，途經了24站。他走過了共18節車廂，完整地唱了7首歌，收到了63.5元。
兩年前的“十一”，何寶良第一次背上吉他登上地鐵，那時他最大的苦惱是如何在顛簸的地鐵上站穩，並且使自己的歌聲不被影響。如今何寶良已經能夠熟練地利用身上的吉他保持平衡，他雙膝微曲向前，重心下沉，即便地鐵突然啓動或者減速，他也能通過一個巧妙的轉身來掩飾踉蹌的尷尬。
何寶良每天唱歌能掙到70元，他在天通苑北的一居室每個月會花掉他800元租金。他並不指望着國慶期間暴增的客流量能帶來額外的收入，因為那些擁擠的車廂已經沒有供他擺開吉他的空間。他刻意避開這樣的線路，選擇了13號線中乘客相對較少的一段。
夕陽透過高樓灑下的陰影不斷劃過何寶良的臉，他唱起了齊秦的《外面的世界》。這是他自己最喜歡的歌，也是乘客們給錢概率最高的歌之一。對於未來，何寶良一直有一種矛盾的情結，他無時無刻不在孤獨和夢想之間徘徊。
“你會怎麼形容節日裏的北京？”
“人間的天堂”，這位來自江西贛州的年輕人放下吉他鄭重地説，“這一刻夢想戰勝了孤獨。”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乘客們被他唱的副歌打動，在坐着26個人的車廂中，有兩個人分別給了他6元和10元。他醖釀着情緒準備收尾，“望京西到了”，精心準備的婉轉變調被車廂裏突然響起的報站聲蓋過，他又收起吉他開始下一段的旅程。
10月1日，地鐵歌手何寶良揹着吉他出門。
當10月9日的第一束陽光照向北京時，這個“超級節日”裏發生的一切都變成了一串數據。也許你會在北京地鐵上聽到一位歌手彈唱着《外面的世界》，會發現一位帶着鼠尾草香氣的占星師，會偶遇一位揹着娃娃賣小國旗的母親。他們提醒着，在這座城市，有2000萬人在真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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