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昨天的《人民法院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介紹賄賂罪沒必要獨立存在》的學術文章，從法理方面探討了這個對於普通人而言比較陌生的罪名，並陳述了其沒必要再獨立成罪的理由。説陌生，是因為這種罪實際判刑的案例很少，但是“介紹賄賂”這種現象可是在腐敗中大規模存在，腐敗掮客或者説行賄受賄的中介人，不僅多，且亂。廢除這一罪名，對於打擊腐敗而言，非常有用。…[詳細]
要點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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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賄賂罪很容易免刑、緩刑，即使被定罪，按照頂格來處理也很輕，這便意味着別有用心者會想方設法讓相似和相關聯的罪行朝它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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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中介人也好，代理人也好，他們和受賄的公職人員一樣，組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不過分工不同而已，這顯然更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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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存在理由之一：量刑太低，有縱容乃至成為行賄受賄行為避風港之嫌
先來看看受賄罪、行賄罪、介紹賄賂罪三者最高刑期的比較：
很顯然，介紹賄賂罪的量刑要輕得多。畢竟只是“介紹”一下，拉拉關係，在一個“人情社會”，看上去似乎談不上嚴重，最高三年的量刑就算是頂峯了。而實際上呢？我們來看一個案例。根據石家莊市橋東區檢察院楊晶的一篇文章，一個叫田某的人幫鐵礦主和國土資源廳官員拉關係，他拿到了100萬元，將其中的90萬元據為己有，而其餘10萬元送了官員。東窗事發後，怎麼處理田某讓人犯了難，行賄罪、受賄罪、介紹賄賂罪都有分析支持，而該文認為應該是屬於介紹賄賂罪，因為田某主要在其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90萬元，絕對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可是按照介紹賄賂罪最高刑期來説，也僅僅是3年，顯然量刑太低了。這相當於在縱容這些腐敗中介人的行為，讓他們有恃無恐繼續亂來。
這個罪名確實沒什麼打擊力度。最高量刑低，最低量刑就是不罰了。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詢會發現，該罪名用得很少，全數據庫只有145篇裁判文書與之相關。為什麼呢？新華網一篇報道引用過山東基層法院系統工作人員的分析，是這樣説的——“介紹賄賂案基本在基層法院解決，中院沒有接觸過類似案件，他們分析此類案件少的原因有二：一是先前案例判處緩刑或定罪免刑者較多，檢察院立案隨之減少；二是介紹賄賂罪發現難、取證難、定性難。”新華網的記者查閲判例發現，介紹賄賂罪判例較少——“（2013年）8月12日，上海法院法律文書檢索中心‘刑事文書庫’顯示共有刑事文書94602篇，記者選擇全文檢索‘介紹賄賂罪’僅有3篇相關文書，其中一審審結的2個案件均判決免予刑事處罰，二審的一個案件維持原判，判處了實刑。”
很容易免刑、緩刑，即使被定罪，按照頂格來處理也很輕，這便意味着別有用心者會想方設法讓相似和相關聯的罪行朝它靠，如《介紹賄賂罪沒必要獨立存在》一文所寫的：“在司法實踐中，要將介紹賄賂行為與賄賂犯罪的共犯行為明確區分往往極其困難。並且，因為介紹賄賂罪的刑罰遠低於行賄與受賄犯罪，由此還導致該罪名常常淪為犯罪嫌疑人逃避刑罰嚴厲打擊的‘避風港’。”這就很讓人擔心了，明明按照受賄罪來起碼要坐10年以上牢的金額，因為判為了介紹賄賂罪，最多就3年，這其中的落差實在是太大。
不該存在的理由二：其他類似的情況都是按照共同犯罪處理，賄賂國家工作人員不應該搞特殊
前文所提的案例中，田某其實很像是和官員一起合作，去收取賄賂的資金。實際上，所謂的中介人也好，代理人也好，他們和受賄的公職人員一樣，組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不過分工不同而已。這顯然更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徵。也就是説，他們是共謀的，是一個犯罪整體，中介人的作用非常重要。如報道《陳柱兵受賄案引出“腐敗掮客”問題》所介紹的——“為了規避法律制裁，一些公職人員不敢直接接受賄賂，而是通過自己信任的人間接受賄，行賄人也心照不宣地將賄賂送到‘中間人’手中。‘中間人’一般通過成立私人公司等方式將受賄財物隱匿於公司或者私人賬户，供公職人員日常消費使用。隨着信任關係的增加，‘中間人’也不只是接受賄賂的工具，逐漸異化為幫人出售‘權力’、尋找尋租機會的經紀人，受賄行為隨之從被動接受變為主動尋找。”利益共同體的關係顯露無遺，又怎麼會只是輕描淡寫地“介紹”一下呢？比如陳柱兵，他是原財政部官員，手握國家專項資金的管理權，然而在10年間，收受了2400多萬的鉅額財產為人牟利，全部靠“中間人”幫忙，這其中便有他的情人。
事實上，在其他類似的情況中，都是按照共犯來處理的。介紹賄賂罪，受賄的一方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如果不是的話，就套不上這個罪。因此，倘若是非公職人員受賄了，那麼都只能按照行賄或者受賄的共犯來處理。毒品犯罪的中介也是另一種常被拿來比較的情況，因為有明確的規定，“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居間介紹、代購代賣的，無論是否牟利，都應以相關毒品犯罪的共犯論處。”顯然，看完類似情況後會發現，賄賂中介人這個角色更適合用共犯來看，否則橫向比較起來也是很説不過去的。
“高鐵一姐”丁書苗也是個典型的賄賂中介人
不該存在的理由之三：腐敗中介人現象很氾濫，甚至還會主動創造腐敗“商機”，必須予以嚴懲
這兩年，大家接觸過不少關於腐敗中介人的新聞，一般都以“XX掮客”而代稱，可以填司法掮客、石油掮客、車牌掮客、環保掮客……在哪個領域腐敗，便可以填哪個領域的名字。
以兩個故事説明。幾年前，上海法官“集體嫖娼案”轟動一時，也首次將司法掮客的問題推向全社會。不同的媒體報道中，都提到司法掮客並非個別現象，主要以律師為主，而這些人受理一個案子都會收取一筆不菲的佣金。重慶市高法執行局原助理審判員閆波不到35歲，便因受賄385萬元獲刑15年。閆波在懺悔書中寫道：“我覺得法官和律師的關係，就像是醫生和醫藥代表的關係，律師把他們獲得的律師費拿出一部分給法官，就像醫生收醫藥代表回扣一樣，是行業潛規則。”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車牌掮客”。北京的車牌是稀缺品，通過搖號方可獲得，而有人便希望通過賄賂的手段竊之。在裁判文書網上，一個北京的案例便與此相關。宋某是北京某車管所的警長，他居中牽線，幫助行賄上級科長和局領導秘書，搞定了5副號牌，而賄賂的總金額為45萬元。這位警長縱然自己個人力量不夠，但是充分地創造了“號牌商機”。
號牌是稀缺資源，所以有“號牌掮客”來幫助權力尋租
腐敗中介人橫行，串聯起各種各樣的腐敗線條，甚至可以説牽起了一個“腐敗市場”。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有必要對其予以嚴懲。否則，在他們的捯飭下，權力的尋租十分容易。
結語
“介紹”這輕描淡寫的二字，彷彿要把腐敗的事實給抹去一般，在各種各樣的腐敗掮客橫行的情況下，是一種縱容。“介紹賄賂罪”在法理上早有爭議，在實踐上又缺乏震懾力。真的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