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疫情的全球傳播加劇，自3月中旬以來，美國與其他國家將疫情責任歸咎中方並要求中方作出鉅額賠償的現象在增多。
先有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律師事務所向法院提出針對中方的集體訴訟，隨後有美國參眾兩院個別議員推動相關決議，近日又有英國智庫提出英國應向中國提出總額達3510億英鎊索賠的所謂報告。
這些事件表明，國際合作應對疫情雖是當下國際共識，但有些政治力量卻在玩弄法律和政治，以達成持久詆譭和削弱中方的目標。它們的作為現當下看似是不值得理會的鬧劇，但實則後果異常嚴重需認真對待。
首先，病毒來源及疫情全球傳播的責任追究，將會是疫情平穩或結束後人們普遍關注的核心議題，它直接涉及“國家責任”以及相應國際賠償等普遍問題。
2007年生效的《國際衞生條例》要求，締約國需及時、有效地向世界衞生組織通報在本國出現的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如不履行此義務，將會引發相關國家責任問題，從而帶來受害國或受影響國對該國追究責任的嚴重後果。
對後者而言，這通常意味着國家信譽喪失與鉅額賠償，其後果不亞於一場大規模戰爭中失敗方所承擔的責任。
從新華社4月6日公佈以時間順序對中國抗疫的紀事看，中方不存在《國際衞生條例》所列不當行為。
那種以“法律”為由追責中方的邏輯是站不住腳的。
這些人實際上是以法律追究名義，試圖迫使中方犧牲國家利益和聲望，達成對華持久貶損的國際氛圍，這種法律被扭曲利用未嘗不是冷戰思維的翻版。
第二，美英一些人這種追責索賠行為錯誤理解了當前世界面臨最大威脅的性質，試圖將中方扭曲刻畫為病毒，而不是專注解決對世界帶來巨大損失的新冠病毒本身。
在各國與世界共同合作抗疫關鍵時刻，他們痴迷於以特定國家為敵人，頑固地將全球抗疫扭曲地導向國際反華。
新冠病毒跨國快速傳播性與史無前例的危害性已被人普遍感知，沒有跨區域合作，新冠肺炎這種強烈傳染性疾病不可能被消除。
國家間的根本敵對，迫切需要被國家間彼此合作以應對類似大規模傳染病等威脅人的安全、大自然安全的需求所取代。以仇華、反華為目標的美英一些人的追責索賠勢力，不僅在製造國家間新紛爭，更是在打破各國合作抗疫的緊迫合作現實。
可以預期，疫情結束後的追責索賠將會異常繁瑣與艱難，但執守法律與事實底線和各國國內法與國際法基本精神，該議題最終可能會有一個相對公正結局。
但美方一些政客這種將追責索賠議題政治化的做法，實際是站在了世界各國整體利益對立面，很難會獲得普遍支持。
第三，美英一些人的追責索賠努力可説是影響疫情後世界秩序演變進程的一個重要環節。
正如基辛格4月3日在《華爾街日報》刊文所説的，疫情後的世界將與現在不再相同。新冠疫情大流行對全球化的顛覆效應及對世界大國的異常沉重衝擊，將很大可能促成國際關係格局的根本性轉變。
政治化追責索賠者們以封閉信息、掩蓋疫情等理由對中國政治制度與治理體系的污名化以及對中國的全球抗疫貢獻的無底線詆譭，客觀上服務於為疫情後打造一個世界秩序構建正當性基礎與權勢關係有利於美方的格局。
美英等西方國家應對疫情的失能低效，的確暴露出人們以往未曾預想到的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急劇衰敗。多數國家必然會在觀察大國應對疫情中的表現來再認識未來世界秩序可能走向。
當前西方追責索賠者們已從美國地方延展到美國國會，進而蔓延至美英智庫、媒體乃至其他國家，其力量逐漸彙集的態勢相當明顯。他們與其説是索要經濟賠償，倒不如説是在確定和維護疫情之後世界秩序構建的正當性原則。
美英一些追責索賠者們試圖迫使中方最終接受一個類似一戰後嚴酷懲罰戰敗國或責任者為特點“凡爾賽式”和平那樣的秩序。他們可説是誤讀了疫情，誤讀了時代，也誤讀了中國。
美國政客追責索賠議題涉及廣泛而極其重大利益，中方應提前務實強力應對。
首先，對涉及新冠病毒來源等的諸多科學研究目前還有爭議，美英一些追責索賠者對中方無端指責缺乏科學依據。持續開展相關科研攻關，則可以權威公認科學結論對其予以辨駁。
其次，追責賠償議題必須嚴格限制在法律範圍之內。相關法律領域專家應儘早着手該議題的預案應對，以確保美英一些人以扭曲法律方式將疫情災難的罪責政治甩鍋中方的企圖失敗。
第三，美英一些追責索賠者們主要以鼓譟“中國威脅論”騙取民眾信任。專家學者、媒體與民眾廣泛加強對外交流，講好中國故事，有助於持久縮小對華不友好者的市場。
總的看，美方追責索賠不單純是法律、經濟的技術性議題，更是個帶有強烈政治與國際格局轉換含義的綜合性議題，需要予以認真對待並儘早進行全方位的預防應對。
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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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補刀客 補壹刀 執筆/李海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