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美國紐約，警方和緊急救援人員在地鐵站附近勘查。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綜合編譯 趙婷婷
槍聲、尖叫聲、慘叫聲……4月12日，一場槍擊事件攪亂了美國紐約日落公園的平靜。煙霧彈造成的濃煙被驅散後，人們在附近的第36街地鐵站周圍發現了10名被流彈擊中的受害者，其中至少4人是未成年人。美國《紐約時報》稱，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槍擊事件在美國屢屢發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生活在“悲傷和恐懼的陰影下”。
“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因槍支受傷和死亡。”美國兒科急診醫生凱蒂·唐納利博士告訴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過去兩年對每個人、每個家庭來説，都非常艱難。”
疫情的持續給年輕人的生活帶來了諸多影響，“槍支暴力”是其中之一。去年年底刊發於美國《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期刊的一篇文章稱，疫情帶來的長期隔離、不確定性和悲傷情緒，正在加劇年輕人的心理危機。一些人試圖購買槍支保護自己。隨着槍支氾濫，與之相關的暴力也在升級。
NPR援引美國獨立數據收集組織“槍支暴力檔案”的數據稱，2021年，美國有1055名兒童因槍擊受傷、死亡，明顯高於2020年的999人和2019年的695人。截至2022年4月，美國至少有40名兒童和青少年遭到槍擊。3月，一名3歲女孩離開託管中心時，肩膀中彈；1個月後，16歲的女孩安吉利赫·揚波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流彈擊中身亡……《紐約時報》認為，這些案例説明“年輕人成了街頭糾紛和社會衝突的犧牲品”。
日落公園槍擊案發生時，附近的很多年輕人躲在學校裏，不敢出去。一些學生透過窗户發出求救信息，希望父母和警察能看到。學校大門緊閉，不允許訪客進入。恐慌和焦慮充斥在學校的每個角落，
受到創傷的不僅是在槍擊事件中失去朋友的學生，還有其他目睹悲劇發生的年輕人。日落公園高中美術老師丹·韋弗告訴《紐約時報》，槍擊案發生的那天早上，學生中出現了“輕度恐慌”。“我試圖讓他們保持忙碌，帶他們運動，讓他們儘量遠離手機新聞。很多學生嘗試找回平常的狀態，但窗外的場景讓他們無法專注。”
“槍擊事件發生後的兩週內，住在附近的兒童因焦慮、抑鬱和自我傷害等去看急診的人數幾乎是原來的兩倍。”美國兒科醫生阿迪蒂·瓦桑告訴《紐約時報》，“槍擊事件給孩子造成的心理傷害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我從孩子的臉上看到了恐懼和驚慌。”小學老師沙哈娜·戈什説，“孩子們每天都在討論頭頂上的直升飛機，根本無法在上課時集中精神。”
即便對成年人來説，克服槍擊事件造成的消極影響也絕非易事。大四學生凱拉·西蒙·索伯斯·巴特茲和朋友逛街時被流彈擊中頭部，昏迷了兩週。她甦醒後，發現自己健忘、視力模糊、頭疼，這些問題可能終身相隨。
“她經常做噩夢，當我走進她的房間時，發現她在牀上哭泣。”她的母親納丁·索伯斯説，“她以前是個文靜樂觀的孩子，現在卻容易生氣和煩躁。她試圖克服這些困難，但這絕非易事。”
14歲的塔蒂亞娜·巴雷特是美國布魯克林科學與工程學校的中學生，她告訴《紐約時報》，朋友凱德·萊文在日落公園附近的槍擊事件中去世。第二天下午，巴雷特和數十位同學在學校外悼念遇害的好友，孩子們相互安慰，給彼此力量。兩個身穿黑色連帽衫的男孩擁抱了10秒鐘，然後擦乾了眼淚。
悼念活動結束時，孩子們放飛了3個氣球，氣球上寫滿了詩歌和緬懷的話語。微風將其中一個氣球帶到了樹枝上，它彷彿在提醒人們，這裏瀰漫着悲傷。
“我們為什麼住在這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無辜的人死去？為什麼我們住的社區發生了這麼多慘案？”得知萊文在槍擊事件中死亡，他的朋友大衞·沃爾科特焦慮不安，他不斷問父親這些問題，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他的父親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稱，沃爾科特不敢參加萊文的葬禮，如果電視機中發出類似槍聲的聲響，他就會嚇得躲起來。
槍擊事件發生後，巴雷特一直努力向前看，但每當她經過萊文家門口時，就無法控制情緒，以往一同玩耍的情景再次湧上心頭。時間流逝沒有帶走她的痛苦，相反，她認為自己的憤怒“到了極點”。她難以集中注意力，有時會犯迷糊。“我真的很難從失去朋友的痛苦中走出來。”她説。
身為老師，韋弗理解年輕人身上出現的變化。“過去兩年充滿了創傷。”他説，“疫情和附近的槍擊事件導致學生們很容易陷入悲傷，這種情況將繼續困擾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