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新京報網
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審稿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其中關於“有條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引發了強烈關注。草案規定，已滿12週歲不滿14週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情節惡劣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應當負刑事責任。
至於修法背後的用意，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表示，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簡單地“一關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對此，二審稿擬“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另一方面，統籌考慮刑法修改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關問題，在完善專門矯治教育方面做好銜接。
這些年，隨着部分案件案情的披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成為公眾討論的社會熱點議題。事實上，隨着社會環境的變化，這一問題早已超越個案，成為刑事法律如何與時俱進地修法與適用的問題。當下對刑事責任年齡的深入討論與審慎調整，或有助於中國特色未成年人司法體系的建構探索與逐步完善。
未成年人司法在創設伊始，便將核心關注點聚焦在問題未成年人的“救贖”上。從歷史承襲性及現實穩定性來看，“教育為主、懲罰為輔”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仍有其重大現實必要性。然而，對部分未成年犯罪人網開一面並不一定能達到初衷，有時甚至可能事與願違。
對某些低齡未成年犯罪人（特別是實施嚴重犯罪的未成年犯罪人）因未達法定刑事責任年齡而予除罪化處理，可能導致公眾情感的反彈，進而對少年司法制度產生質疑。
從挽救未成年人的初衷和相關法律條文看，司法機關的處理有其正當的依據和考量。但從社會的反饋來看，司法公正的光芒選擇性投射在少部分實施嚴重犯罪的未成年人身上，被害人以及公眾則可能就無法及時感知到司法保護的光與温度。
而簡單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及再犯問題，特別是已滿12週歲不滿14週歲等低齡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犯罪的問題。
此番有條件、附程序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修法，其實是將對未成年人的追責標準從“年齡”迴歸到“案件本身”，切實回應了民眾對司法與公平的樸素認知，也紓解了民眾對少年司法的猶疑。
此次草案審議稿也確實體現了“兩條腿走路”的思路：一方面將刑事責任年齡有條件（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情節惡劣）、附程序（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地降低至12歲；另一方面，統籌考慮法律間的銜接，對因不滿16週歲不予刑事處罰未成年人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育。
聯合國大會於1985年11月通過了《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引入“適當程序”和“福利保障”的原則。其中，規定了各國未成年人司法建構的基本目標：“少年司法制度應強調少年的幸福，並應確保對少年犯作出的任何反應均應與罪犯和違法行為情況相稱”。
當前的審議稿所反映出的立法精神，與規則是相契合的。即對未成年人嚴重犯罪的處理，既要保障未成年人的權益，也應以實現刑責相稱為目標。也就是説，要更加註重“挽救未成年人”和“社會對正義的期許”兩者之間的平衡。
説到底，年齡只是評價犯罪行為可責性的一個方面，免責、挽救、矯正、入刑——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要回歸到個案中去研判。過分強調保護或一味重刑，都是不合理的。針對每一起案件、每一個未成年人做出符合正當程序的處理以及符合公平正義的判決，才是對未成年人羣體、對公共利益的真正守護。
□張鴻巍（暨南大學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 孟然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