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6年3月，鄭國執政子產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大鼎上，向全社會公佈，史稱“鑄刑書”。在這之前，法律條款是不明文公佈的，為的是要起到“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目的，以法律的神秘感來震懾潛在的犯罪衝動。鄭子產打破了這一陳規，他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法學家，還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行偵專家，在他的司法實踐中，留下過一個流傳千古的精彩案例。
《韓非子》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在春秋時期的鄭國，一天早上，鄭國的國相子產乘車出行公幹，經過一條小巷時，聽到有個婦人在哭泣。子產聽了片刻，示意車伕停車，他又仔細傾聽了一會兒，吩咐手下去打聽一下那婦女因何哭泣，很快有回報説是那婦女的丈夫死了，子產微微頜首，讓車子繼續前進。
子產辦完公務回府後，派人把那個婦女抓來，問她為什麼要殺害丈夫。那婦人看着悲傷的樣子，但被子產一問，就顯得很慌亂，很快就招供了，是她親手勒死了自己的丈夫。子產又派人去那婦人家裏驗屍，果然在他丈夫脖子上找到了勒痕。
左右的人問子產：“您怎麼知道那婦女是謀殺了丈夫呢？”子產答道：“是從她的哭聲裏判斷出來的，她的哭聲顯得非常恐懼。一般説來，人們對於至親的人，剛開始生病時會憂愁，等親人病危快死的時候，會感到害怕，一旦親人病逝就會哀痛不已。而她哭亡夫時，哭聲並不哀傷，卻有畏懼，所以我才認定這其中必隱藏着作奸犯科之事，必須加以追究。”
鄭子產僅憑哭聲就識破了女子殺夫的罪行，靠的是他豐富的生活閲歷和對人性的透徹理解。生活和工作中積累的經驗，使他特別善於觀察市井眾生的言行舉止，對有悖常理的現象有一種特殊的敏感。
古代斷案也特別重視察言觀色，西周時就有“五聽”之説，即“或聽其聲而知之，或視其色而知之，或詰其辭而知之，或訊其事而知之。蓋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偽之人莫能欺也。”就是通過聽其説話語調聲音、觀其臉色面容、分析其言辭陳述、訊問其事情原委而得到真相。以這四種方法去斷案，便不會受到奸詐虛偽之人的欺騙。
“五聽”作為有效的辦案手段，一直傳承於中國古代的刑偵工作中，明代文獻《皇明諸司公案》中，就記載了一位明朝官員用鄭子產的辦法偵破了一個疑案。
明萬曆年間，潤州，即如今鎮江，有個百姓叫温煥，他妻子汪氏與鄰人私通，時間一長，就被温煥察覺了，他羞憤難當。雖然古代“婦有七去之法”，他可以依法休妻，但這種事畢竟對家族聲譽不利，他也不好讓人知道，只能把憤怒憋在心頭，因此恨極了汪氏，動不動就對她辱罵毒打，汪氏也對他愈加怨毒，而對鄰人越加親近。
汪氏越來越不堪忍受整日被打罵的日子，她是個心腸狠毒的女人，決定除掉丈夫求得解脱。到了八月中秋那天，汪氏備下了豐盛的酒菜，小心伺候着丈夫喝酒，她殷勤地再三地勸酒，把温煥灌得爛醉如泥，然後用繩索綁縛丈夫手足，以布條塞其口，最後用一根三寸長的鐵釘從頭心釘下，不過片刻温煥就死了。
殺了丈夫後，汪氏解開了繩索，重新為温煥挽起髮髻，隱去所有痕跡，仔細檢查後，她覺得萬無一失了，然後放聲哀嚎痛哭，謊稱丈夫飲酒時突然中風而死。親戚們趕到後，並沒發現什麼異樣。由於温煥對汪氏的姦情守口如瓶，他們並不知道這對夫妻之間的矛盾，相信温煥確實是因過量飲酒導致的中風猝死，就一邊安慰汪氏，一邊幫着辦理喪事。
當夜，江蘇提刑按察使韓日光正好在鎮江巡視，他與同僚們一起登上萬歲樓飲酒賞月。這裏距温煥家不遠，所以韓日光他們也聽到不時有女子的哭聲傳來。到三更時，幾個人酒興將酣，韓日光便問左右：“這是誰家婦人啼哭？你等可去探問，然後回報。”很快，隨從歸報：“這是前街温煥之妻，因當日喪夫而哭。”韓日光聽後臉色凝重，當時沒説什麼。
翌日，韓日光即令衙役把汪氏抓到官府，詰問道：“你丈夫因何而死？”汪氏哭着説：“昨晚飲酒後，突然中風而死。”韓日光又問：“為何不請人上門針灸救治？”汪氏説：“我一個婦人家，半夜三更不便孤身去請郎中，待到丈夫的親房叔伯來看之時，身體已經僵冷，針灸已然不起作用了。”韓日光叱道：“你丈夫並非中風死，而是你謀殺的!”汪氏大驚，但立即矢口否認。韓日光見她不認，也不多説，讓她回去，隨時聽候傳喚。同時馬上派縣丞帶着仵作去詳細檢驗温煥的屍體，命令一定要查出致命原因再回報。
縣丞與仵作一起趕到温家，依法仔細檢查，但温煥全身並無致死傷痕，也無中毒跡象。可是韓日光有令在先，縣丞查不出死因怕被責罰，不敢回報，就叮嚀仵作：“檢查屍體上有什麼異常，是你的職責，只有你能知道，如果查不出，大人追問，罪在你身。”仵作聞言又擔憂又鬱悶，可查了一夜也查不出問題，他無計可施，只能守在屍體旁反覆思慮，忽見數只大蒼蠅落在屍體頭頂，仵作靈機一動，馬上解開發髻驗看，只見頭頂正心赫然有一枚鐵釘。查到傷口，仵作心中不由大喜，急忙報告縣丞，將結果呈報公堂。
韓日光聞報，點頭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本官昨晚仔細辨聽這婦人的哭聲，雖然哭得很急，卻不悲痛，而是很害怕。我曾聞春秋時期鄭子產有‘夫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之言，如今聽其哭聲不哀而懼，所以斷定其中另有問題。”於是他令差役再去把汪氏提來。
汪氏的姦夫聽到官府提審汪氏的風聲很害怕，私下叮囑她説：“此是你自己的錯，並非我讓你乾的，千萬莫要指出我來。”汪氏咬牙道：“我自作自受，決不連累你!”
汪氏再次被押到公堂後，韓日光喝問：“你謀殺親夫，必有姦夫主使，且兇器鐵釘是何人所打？你可逐一招來，免受大刑。”汪氏咬牙答道：“我是恨丈夫對我殘酷虐待毒打，故而把他灌醉後殺了他，並無姦夫主使，至於鐵釘，其實是丈夫以前用來釘大門的，並非由別人代打。我罪有應得，絕不牽連誣陷他人。”
韓日光聽罷汪氏之言後，怒斥她不顧人倫，不念夫妻情分，殺丈夫猶如殺豬，手段特別殘忍，兇狠程度超過了漢朝的呂雉，必須按律嚴懲，明正典刑，當堂宣判，將汪氏處斬 。
汪氏殺夫一案，本無人舉報，親戚鄰里也都認為温煥是飲酒中風而猝死，無人對此有所質疑。可是韓日光僅憑他聽到的哭聲便覺出異常，判斷其中有問題，當他獲悉是女子哭暴死的丈夫後，更是斷定這是一起殺人案。
韓日光顯然是個極具責任心並富有職業素養的官員，即使在公務之外的娛樂中，也保持着高度職業敏感，不忘隨時觀察民情。
與西方人在處世中一味強調契約、 程序、物證等冷冰冰的客觀條件不同，中國人更看重複雜而鮮活的人情世故，善於從人們微妙的情感流露中發現問題，總結經驗，並將其運用於工作和生活中。
在古代，由於科技條件所限，政法機關在辦案時沒有現在那些技偵手段，更需要在觀察嫌疑人神態舉止、分析其言辭的基礎上進行縝密的邏輯推理和判斷，而這需要斷案者對社會生活和人性有深刻地體察和感悟。2500年前鄭子產從一個婦人的哭聲中揭出了一樁謀殺丈夫的兇案，2000年後，韓日光也從一個女人的啼哭聲中偵破了一起殺夫案，兩者雖相隔2000年，卻如出一轍，這不僅是歷史的巧合，而是鄭子產和韓日光都把握了人性中共通的規律。
然而，對人性的把握並不能替代科學，如果這個案件發生在冬季，那就不會有蒼蠅，在當時的科技條件下，仵作就沒有機會發現犯罪痕跡，韓御史的推斷也就不能被證實，汪氏將逃脱法律制裁。所以打擊犯罪所依靠的不僅是對人情世故的洞察，更要依靠科學，只有科技的不斷髮展，才能為人類帶來福祉，為社會帶來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