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賄”是受賄犯罪的一種形式，對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在理論和實踐中一般稱為“索賄”。由於索賄比一般收受型受賄更為惡劣，因此刑法沒有將“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索取型受賄成立的必備構成要件，進而降低了索賄入罪標準，同時還明確比照一般受賄給予從重處罰，表明了法律對索賄嚴懲的態度。此外，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還規定“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體現了法律對“被索賄者”的寬容與保護。正是由於上述法律規定，使得實踐中行受賄雙方的行為是否構成索賄、被索賄，經常成為監察機關遇到的一個問題，引發爭議和思考。
國家工作人員先提出財物要求不是認定索賄的唯一標準
對於國家工作人員而言，是否構成索取型受賄，關鍵在於其行為是否構成“索取”他人財物。實踐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只要是國家工作人員先向請託人提出財物要求的，就可以認定為索賄。
筆者不贊成這種簡單的認定標準。在實踐中，受文化和習慣等因素影響，無論是國家工作人員還是請託人，在言語中非常明確地提出索要或給予財物的情況並不常見，更多的是以含蓄的語言或相互默契的方式，完成權錢交易。在這種權錢交易中，雙方都處於“你情我願、各取所需”的狀態中，如果不考慮行受賄雙方當時真實的情形和心理狀態，僅僅簡單以國家工作人員先提出財物要求為由，就認定為索賄，不僅與事實不符，也容易造成索賄認定的擴大化，最終導致被審查調查人“不服氣”，不利於案件整體效果。比如，某地副市長甲與老闆乙系多年朋友，甲曾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乙承攬了多項工程，在兩人交往過程中，乙多次表示如果甲有什麼需要，儘管給他提。某天，甲向乙提出需要“借”一筆錢用於購房，乙欣然奉上。此案例中，雖然是甲先提出“借款”，但實際甲乙雙方對於受賄行賄行為早有了“心知肚明”的約定，只是考慮到面子、風險等因素，沒有赤裸裸地明確權錢交易的時間和對價，因此，在滿足其他構成要件的情況下，應認定甲構成受賄，但不宜認定甲索賄。
一方面，請託人為了避免被追究法律責任，在取證中傾向於提出“被索要”的證言，另一方面，法律對索賄者處以更加嚴厲的懲處。鑑於此，筆者認為，審查調查中必須把準索賄的認定標準，準確分析判斷行受賄行為發生時，國家工作人員是否真正具備索要財物的主觀故意和具體行為，判斷請託人是否不具備主動給予財物的意願，從嚴從實把握索賄的認定。
具體可參考以下三個標準：一是國家工作人員先提出財物要求。二是國家工作人員採取了一定方式，給請託人施加壓力。這種施加壓力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語言或行動上的暗示，實踐中的表現各式各樣，比如國家工作人員本應該履行的職責，故意不履行或找理由拖延；在請託人面前反覆抱怨“經濟壓力大”“要購房”，反覆給請託人打電話要求“借款”等。三是請託人從內心深處不願意給予財物，其內心是不情願的。
實踐中，除第一個標準外，也應重視第二、第三個標準，特別要注意收集一些能夠證明是否索要的客觀證據或間接證據，以此綜合分析判斷。對於雙方當事人都有行受賄的意思，只不過是由國家工作人員先提出具體受賄標的、數額的，或者雖然由國家工作人員主動提出，但行賄一方欣然應允，內心沒有不願意的，一般不宜認定為索賄。
索賄案件中行賄方的責任不一定被免除
在一些行賄人甚至紀檢監察干部中，有一種錯誤的認識，即只要受賄行為被認定為索賄，並且行賄人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行賄方的責任必然被免除，這也導致許多行賄人在作證中，故意作出“被索賄”的證言，以逃避法律責任。這是一種不準確的認識。
刑法規定對行賄者免除責任，用的是“被勒索”一詞，而對於國家工作人員索賄的規定，則用“索取”一詞。“被勒索”與“被索取”兩個詞的含義不同，不是一一對應關係。筆者認為，“被勒索”藴含的被強迫性、被害性要遠遠大於普通“被索取”，已經達到了被要挾的程度，如敲詐勒索已構成犯罪，這也是刑法將“被勒索”的行賄行為排除在刑罰之外的根本原因。而“被索取”藴含的強迫性則遠遠低於“被勒索”。實踐中，應該根據程度不同，把“被索賄者”分為兩種，一種是達到“被勒索”的程度，即國家工作人員據此，以如果不交付財物就拖延甚至拒絕辦理應當辦理的事情，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打擊報復來要挾請託人，請託人迫於無奈，只好選擇給予財物。這種行為在性質上相當惡劣，對於國家工作人員應該予以嚴懲，作為被迫行賄方應免除刑事責任。另一種是遠遠沒有達到勒索程度的普通索取行為，一般就是乘請託人有求於己之機，主動向其索要財物。請託人雖然不是特別願意交付財物，但是在權衡利弊之後仍作出了選擇，並且希望通過行賄，獲得更大的收益，歸根結底仍是一場雙方獲利、你情我願的交易。筆者認為，這種普通被索取的行賄行為，不屬於法律免除刑事責任的範疇，但可以作為一個從輕情節，在對行賄人定罪量刑時予以考慮。
必須注意的是，上述觀點均是基於查清事實後的分析判斷，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遇到的更多困難是如何查清是“索取”還是“收受”，比如請託人堅持説是國家工作人員向其索要財物，而國家工作人員堅持説是請託人主動送的。根據實踐經驗，在分析判斷“索取”還是“收受”時，紀檢監察干部可以參考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被調查人的整體瞭解，如其本人對財產的渴望、是否好面子、人品口碑、其他受賄行為的性質等；二是提出收送財物的具體場景，如是事前、事中還是事後；三是從提出收送財物要求到完成交付賄賂的間隔時間；四是請託人所送財物與實際獲得利益的比例；五是其他方面證據，比如是否有請託人向其他人抱怨的間接證據，謀利事項是不是有意被拖延等。
如果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最終仍沒有查明是“索取”還是“收受”，則應當在查明收送財物事實的基礎上，按照有利於被調查人的原則，對國家工作人員，認定為涉嫌收受型受賄；對於請託人，認定為涉嫌被索取型行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