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國內輿論對今年美國總統選舉及“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會運動走向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關注，並伴隨着對美國政黨輪替可能性及如何影響中美關係未來的討論。
歷史上，美國對外政策的變化的確經常受到政黨輪替及決策者變化的影響。但是，我們也需清楚地認識到，許多政策的出現和變化，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考察美國相對恆長的政治選擇及政治運行方式，不能完全依靠走馬觀花式的政治輪替。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思考及行為方式，與美國曆史上處理很多重大問題上的“鍛鍊測試”有相似性。“鍛鍊測試”是美國基於根本利益衝突場景中的道德考驗與行為選擇。對此，我們需要有新的戰略性思考，以底線思維來應對“鍛鍊測試”，其核心是對中國所處外部環境的極端處境進行“風險情形”假設。
當前美國國內去全球化、政治極化等極端情形，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條件而非結果。當美國處於根本利益衝突的“鍛鍊測試”當中時，會做出何種選擇，才是我們思考美國外交政策走向的根本出發點。當我們考察這一問題時，應從歷史和政治的本質層面理解問題，把美國作為一個整體國家，對此意志和行動準則做出準確判斷，不應沉迷於一些非本質事務，例如選舉、社會分裂、利益集團短期博弈，而“亂花漸欲迷人眼”。
從政治層面來理解美國政治的本質，我們需意識到，美國的憲法政治、民主、政黨政治以及社會多元主義，都是其政治體系的前台和前哨。真正支撐其政治體系運行的是四個主義：新教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霸權主義，這些主義是理解美國萬變不離其宗的根本。美國自詡“山巔之城”“上帝選民”的特殊使命感；獲取最大限度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動力，維護站在人類道德制高點上制定國際運行規則的權力衝動，是穿透今天所謂政黨政治、身份政治理解美國的重要方面。
從歷史經驗的角度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美國處理“基於根本利益衝突”的行為和思考方式萬變不離其宗。當涉及同外部世界關係，同時又疊加根本利益衝突時，美國曆史上有很多現象級事件背後有一個共同特點：作為一個國家，美國外交和政治決策的歷史連貫性非常強。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在他的《貿易的衝突》一書中提出，儘管充斥着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紛爭和分歧，但在每個階段中，分歧各方的立場都表現得極其穩定，因而貿易政策有相當強的連續性。從南北戰爭一直到“大蕭條”，美國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政策工具之一是通過關税限制進口，保護國內出口。雖然中間經歷過民主黨的政治洗牌，但“税收、限制、互惠（revenue、restriction、reciprocity）”的所謂“3R”目標始終一以貫之。
上世紀70年代以前，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穩固，國內物價比較穩定，對外貿易能基本維持順差。然而，隨着越南戰爭的爆發及國際貿易量的持續增長，美國國際收入情況惡化，美元信譽受到衝擊，爆發了多次美元危機。為維護本國利益，美國一度單方面啓用關税大棒打擊競爭者，針對日益擴大的國際收支不平衡。1971年，尼克松政府突然強硬宣告單方面取消金本位制度，推動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貶值。從金本位制度的崩潰到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簽署又説明，除政策驚人的延續性外，美國為了維護自身優勢地位調整與外界關係的行動非常果斷，絕不惜以他國利益得失為代價。
重回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如今的美國又回到了歷史上曾多次上演的面對重大利益衝突的“斷裂測試”場景中。當全球貿易體系失衡，國際運行規則去中心化趨勢愈發明顯時，美國有強烈的需求重新強化對全球規則的主導權。如果以這一視角觀察今天的特朗普政府，真算是“萬變不離其宗”了。此時我們更應該以一以貫之的整體立場和萬變不離其宗的延續性角度來看待美國，而不應囿於一時一事。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更應以成熟冷峻的態度審視衝突的性質，對美國可能做出的行為做一系列極端情形假設，根據形勢和條件的變化，做出符合我國國家利益的理性判斷。（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