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泰晤士報》報道，英國議會下院外委會主席圖根哈特稱中國通過與巴巴多斯等加勒比海國家開展合作，利用基建和債務外交控制當地，排擠英國在當地的地位。
很顯然，英國人被戳痛了。
加勒比國家主要指加勒比共同體14國（包括安提瓜和巴布達、巴巴多斯、多米尼克、格林納達、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牙買加、海地、聖基茨和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巴哈馬、伯利茲、圭亞那和蘇里南）以及古巴和多米尼加共16國。大部分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指數並不算高，巴巴多斯在其中屬於發展較好的國家，人均GDP為16043美元，屬於高收入經濟體。但即便如此，巴巴多斯經濟發展速度很不穩定，貧富差距非常大，有2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10%的人口無法滿足温飽。
西方給加勒比海國家帶來了什麼呢？遊客、浮在空中的金融資本和一些投資，但加勒比海國家始終發展緩慢，數十年如一日，內部產業空洞使得這些國家經濟始終處於脆弱狀態。
那麼中國做了什麼？經濟合作。包括基建和貿易兩大塊內容，中國對加勒比海國家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從加勒比海國家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資源、棕櫚油及糖等農業原料。還有嗎？除了所有建交國家都要求的“一箇中國”原則外，基本沒有了。中國不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中國沒有在當地扶持親中派，與巴巴多斯在內的國家的軍隊交流也是平等的，中國也沒有在那邊投資傳媒，西方顏色革命、政治戰那套中國根本不用。中國在加勒比海國家就是個非常純粹的經濟性角色。
2015年和平方舟醫院船訪問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
中國與加勒比海國家開展合作規模並不算大，以2012年為例，除去流向兩個避税地的資金，中國向加勒比地區的投資存量和流量大約只佔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0.05%。算上拉美地區中國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直接投資也僅僅算穩定，2019年中國對其直接投資佔該地區接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以及在其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中的比例在2018年有所下降，達到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分別6.28%和0.63%。
不僅僅是加勒比海國家，中國與很多發展中國家合作都是這個路徑，巴巴多斯並不特殊。僅僅這樣也能戳痛新殖民主義者們，這是何等玻璃心？
中國可以提供發展中國家急需的基礎設施，中國可以輸出過剩產能，發展中國家可以提供原料貿易，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商業往來。而西方政客和媒體大肆炒作中國的“新殖民主義”，主要原因恰恰在於中國可以提供他們沒有辦法或者不能提供的東西，他們害怕自己隱蔽的殖民主義被破壞。但中國其實做的也沒有什麼明確的錯誤，因此西方只能用歪曲事實的辦法“莫須有”地製造輿論對中國進行攻擊。
當然，我們的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風險，特別是所在國政治風險。因此，中國未來的投資將更多地尋求擁有穩定秩序的國家來避免政治失序、政策不連續或者腐敗帶來的風險。對於一些具有比較穩定政治秩序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就意味着巨大的機遇，比如近年來發展勢頭穩健的埃塞俄比亞和盧旺達，還有很多中國人喜歡去的柬埔寨，根本上的原因就在於政治秩序穩定。
我們自己也有一些需要改變的，倒不是西方以己度人所指責的那些。在發展中國家很多事務、公共服務並不規範的情況下，國內一些近年來被約束的不良傾向在海外沉渣泛起。比如黑惡勢力、網絡博彩等社會問題變成了中國發展之後轉移到國外的副產品，我們也需要對這種副產品進行控制，否則這些活動也會破壞中國的對外交往，並讓當地人產生反感。
而且我們也需要提醒自己，不能用一種救世主或者高人一等的心態在當地活動。發展中國家的落後很多時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殖民主義、自身文明發展被打斷等等原因都發揮了作用，不能簡單地簡化為一種“懶惰”。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是平等的，這種平等也應該被我們自己牢記，不要步歐洲白人至上主義的後塵，這會讓我們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變質。中國有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利器，我們作為發展成果不錯但也才剛剛有點富裕的國家可以比傲慢的歐洲更理解發展中國家真正的需要。但能改變他們命運的只有他們自己，他們需要的是幫助，不是救世主。
捱過餓的人知道捱餓的人的痛苦，中國自己的發展經驗可以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解決現有問題的參考。平等互利才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真正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