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可歸的“無名氏”變身享有社保的新市民
193名流浪乞討人員落户天津的故事
受助少女在沙盤遊戲室內接受工作人員（右）心理輔導。 本組照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天津市民政局事業處工作人員朱娜（左一）在天津市公安局人口管理總隊為受助人員辦理落户手續。
工作人員幫助受助老人用餐。
日前，“193名流浪乞討人員落户天津”的消息登上熱搜，成為各方熱議的話題。有人擔憂此舉會誘導人們鑽政策空子，更多人則盛讚這座城區常住人口逾千萬的超大城市，如此善待這個特殊困難羣體的態度和温度。
而這些既不知道家住哪裏、也沒有確切姓名的“幸運者”，卻並未表現出喜形於色的感受。他們往往缺乏自食其力的生存本領，連正常的溝通和表達都存在障礙，以至於記者想從中尋找一個採訪對象都格外困難。
“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少”。天津市不忘關照這些只有一串救助編號的“無名氏”，將他們從社會“最邊緣、最困難、最脆弱的特殊羣體”——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變為納入相應社會保障體系之中的新市民，擺脱生存困境。
2020年11月1日零時，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標準時點。193位天津新市民，將在普查公報上，第一次留下屬於自己的一筆。
“不光沒有名字，連年齡都是通過測量骨齡估算出來的”
9歲的祝酉晴在這次落户人員中年紀最小，也是第一次擁有自己的姓名。
為了讓這193名流浪乞討人員能順利落户，天津市各級救助站為其中的“無名氏”取名：來自濱海新區救助站的姓“黨”、寧河區救助站的就姓“寧”，而更多來自天津市救助站的滯留受助人員，則和祝酉晴一道都成了“祝家人”。
天津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護科科長田志國告訴記者，以祝酉晴這個名字為例，他們“每一個字都花了心思”——“祝”姓與救助的“助”同音，又有祝福之意；“酉”字代表她受助的年份，“晴”字則源於首位接待她的工作人員的名字。由此，她和這座接納自己的城市、關心牽掛自己的人，產生了某種温暖的聯繫。
“維護一個人的人格尊嚴，起碼要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名字。”多年專門負責管理救助站裏未成年兒童的田志國，更是深有感觸。
他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祝酉晴被派出所送來那天，是2017年11月22日。當時，有市民報案稱在金街勸業場附近，發現一個流浪的小女孩。
“她穿得髒兮兮的，不會説話，只是‘嗯嗯啊啊’地叫，一見到生人就往後躲。”田志國眼前的祝酉晴又瘦又小，身體虛弱，很快就被送去定點醫院接受營養補充治療。經醫生鑑定，她被診斷為智力障礙。
“這孩子不光沒有名字，連年齡都是通過測量骨齡估算出來的，她身上沒有任何尋親找家的線索。公安機關幫她進行了人臉識別比對，也在打拐網站上進行過比對，沒有查找到任何信息。”田志國回憶説。
三年來，他們眼看着祝酉晴長高了、胖了，不再像過往那樣膽怯了。有時遇到熟悉的老師和護理人員，她會主動往人懷裏扎，還能含含糊糊地叫出一聲“媽媽”。拍照片時，她會皺起鼻子對鏡頭笑，上揚的嘴角在臉上漾出一個大括號。
一切都在往前走，唯有尋親之路毫無進展。他們在各類媒體上推送祝酉晴的信息，讓她和其他受助的未成年人一起，接受由社工團隊和志願者提供的特殊教育和心理課程，指望她能慢慢追憶起一些有效信息。
日子一天天過去，可祝酉晴仍説不出完整的詞句，兒時的記憶更加模糊了。無家可歸的她，成了滯留在救助站裏最年幼的受助者。
這些落户天津的流浪乞討人員，雖然人生經歷不同、各有各的不幸，但大多像祝酉晴一樣身心並不健全，有的人患有智力障礙、阿爾茲海默症、精神疾病，有的人則身體殘疾，無法給出自己姓甚名誰、家住何方等有效信息。
不論是DNA比對、人臉識別比對，還是一次次信息發佈，都未能幫助他們找到家人。在救助站滯留時間最長的邊爾武，已經28年尋親未果了。
“由於沒有身份，這些尋親無果、長期滯留的流浪乞討人員，成為遊離在以户籍為基礎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的‘黑户’。”天津市社會福利事業管理處處長王英梅説。
雖非首創，但開了一個好頭
近年來，在進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際，對這些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的落户問題，早已引起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據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司長王金華透露，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國共落實户口安置13899人。
天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工作，併成立聯席會議機制，對流乞人員街面救助、疫情防護、醫療救治、站內生活，都給予了高度關注和全方位的保障。
2020年3月，民政部等11部門聯合下發《關於開展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服務質量大提升專項行動的通知》，將“集中開展落户安置行動”作為六項重要任務之一。
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改革完善社會救助制度的意見》，明確要求各地“做好長期滯留人員落户安置工作，為符合條件人員落實社會保障政策”，切實維護每個公民依法登記户口的合法權益。
“作為全國四大直轄市之一，天津一次性為193位滯留受助人員落户，走在了各地前面，形成了良好的示範效應。”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教授關信平認為，對生活無着的極少數流浪乞討人員進行落户安置，體現了黨和國家在民生兜底保障方面“不落一人、不留死角”的決心。
他同時坦言，儘管目前的落户政策比較專業、科學，但還是會帶來一些新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索完善。
記者梳理發現，早在2016年3月，山東省威海市曾為35名流浪乞討人員辦理落户手續，此後江蘇泰州、湖南桃源、安徽廣德等地亦有類似報道。他們的政策依據，均源自2015年8月20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發的《關於加強生活無着流浪乞討人員身份查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見》。
文件中明確規定，超過三個月仍無法查明身份信息的滯留人員，公安機關應予以辦理落户手續，民政部門要及時將其納入特困人員供養範圍，落實社會救助政策。
可見，為這些無家可歸者落户並非天津首創，但對於户籍福利高企的超大城市而言，卻堪稱是一次突破，開了一個好頭。
在全國範圍開展對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服務質量大提升專項行動中，天津市民政局會同10個委辦局，聯手解決這部分特困羣眾的落户和安置問題，並配套出台流浪乞討人員落户的制度政策，細化落户條件、嚴格落户程序、建立長效機制。
長期生活在天津的關信平教授，曾實地走訪過當地幾家救助站，對流浪乞討人員服務管理工作有直觀感受。他説：“天津流浪乞討人員並不多見，不能因為救助站暫時滿足乞討人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就否定落户安置的意義。”
“救助站應該承擔臨時性救助功能。但有極少數人進了站，由於無法確定身份和户籍出不去，變成一個長期性問題，超出臨時救助的範圍，理應納入正常的社會保障體系。”關信平解釋道。
為最邊緣人羣“兜底”，這錢該花
媒體反應如此熱烈，似乎超出了人們的意料，也引發各方討論與思考。
“一個城市的成熟看它的開放包容，一個城市的温度則體現在兜底保障體系的完善。”曾長期擔任天津市救助站站長的王英梅，深切體會到這一點。
面對“一次給這麼多乞討人員落户，是否會對這類人員造成誤導、增加地方財政壓力”等輿論關切的問題，王英梅和同事們算了一筆賬：天津市每年救助流浪乞討人員約7000人次，多為臨時遇困、走失和被遺棄的，絕大多數人經救助後及時返回家中，剩下大概有600人次左右，因為智力障礙、精神疾病、殘疾人等原因無法表述身份信息。
對於這600餘人，天津市民政部門啓動5+1尋親模式，藉助民政全國救助管理信息系統、全國救助尋親網、新媒體客户端、微信公眾號、傳統報刊等多元化立體尋親，並報請公安部門進行DNA比對、人臉識別比對。
近三年來，天津市流浪乞討人員尋親找家率在98%以上，處於全國較高水平。
事實上，一方面，隨着脱貧攻堅戰進入決戰階段，我國貧困人口數量不斷下降；另一方面，由於科技手段的進步，公民電子信息採集不斷完善。合力之下，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人員在全國範圍內都在減少。
“這193名長期滯留人員，是天津28年來積累下來的總數，按照我們目前的找家率，今後每年滯留人員應該僅為個位數。”據王英梅介紹，有一位82歲的老人，經過微信公眾號的推送，僅用一個半小時就找到了家人。從2017年至今，已經有219人通過這種解難係數高的方式找到了家人。
長期研究社會保障政策的關信平，也肯定了天津市的做法：“為困難羣眾提供保障，政府肯定要投入一定的財政資源，但這是該花的錢。政府為極少數有特殊困難的人在當地落户，是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兜底保障，不會給地方財政和市民生活帶來影響。”
田志國認為，出台兜底保障政策體現城市温度，在新一輪人口普查即將開始之際，將這些流離於城市、鄉村人口統計口徑之外的的邊緣人員，融入到天津城市發展中來，是需要決心和勇氣的。
“公民身份屬於政治賦權。儘管他們可能基於智力方面的問題，意識不到落户的意義，我們作為正常人有義務和責任尊重他們的基本權利。這既是城市的態度，也是城市的温度，更反映出人民至上的理念和國家進步的現實。”一位長期參與救助工作的工作人員總結道。
這次落户人員中年紀最大的李佔山，今年已經94歲了。3年前剛被送到救助站時，他還可以説出來自己的年齡和姓名。在外流浪多年，他已想不起自己的家在哪裏。隨後體檢發現異常的精神舉動，初步診斷為阿爾茲海默症。
目前，李佔山老人正在天津定點醫院治療。公安機關按照他的名字進行人口信息檢索，卻未找到相符的信息，其他信息比對亦未成功，相關線索也都一個一個被否定了。
“他來救助站的時間比我的‘工齡’都長”
滯留時間最長的邊爾武，是天津市救助站1992年編號第25個被救助的流浪乞討人員。當時的工作人員以這個編號諧音，為他起了這個名字。
這個目不識丁的聾啞人，28年來沒提供任何關於家庭的有效信息。工作人員想盡辦法和他交流，甚至摸索出一套“土手語”——比如揪揪耳垂以耳環指代女性；左右手各合成“O”形扣在眼睛上，代指某個戴眼鏡的人。
邊爾武偶爾想起些什麼，會在紙上畫幾個圈圈，工作人員湊上去推理辨認半天，但終是徒勞無功。2016年，唯一一次有人看到網絡推送的信息，來到天津市救助站實地辨認，結果發現邊爾武並不是自己要找的親人。
“那次我用手給他比劃了一個房子，想告訴他可能要回家了。他看起來很開心，還特意穿得精精神神的，沒想到最後等來的卻是失望。”天津市救助站安置教育科科長王鵬回憶道。
如今，想起當時邊爾武失落的眼神，王英梅心裏還是不好受，話説一半兒眼圈兒就紅了：“本來他高高興興的，自己還整整衣領……”
時隔四年，王鵬又在向邊爾武解釋另一件喜事——他用兩個食指在空中畫出一個巴掌大的長方形，又掏出自己的身份證向對方比劃，意思是過不了多久，邊爾武也會有這樣一張代表公民權益的“小卡片”。
邊爾武很難理解這張“小卡片”意味着什麼，能給自己生活帶來哪些改變。但王鵬至少可以肯定，這次他的希望不會再落空了。眼看着王鵬一通比劃下來，邊爾武開心地笑了。
“他來救助站的時間比我的‘工齡’都長，以後等他老了，可以轉到養老院去。”王鵬説。
與邊爾武一樣，這193名滯留受助人員落户後，都將擁有天津市民身份，而這只是這項工作的一環。
更為重要的，接下來他們將被納入相應的保障體系，符合條件者可以享受天津市孤兒、特困人員供養保障、醫療保險、“明天計劃”醫療康復、大病救助等；像邊爾武這樣的殘疾人，還可以享受殘疾人的相關保障政策。
這次和祝酉晴一起落户的24位未成年受助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礙。一想到他們以後能按照特殊教育學校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上課，田志國感到特別欣慰。雖然社工組織精心設計、講授的課程對孩子們也有極大幫助，但專業特教老師可以帶來更系統的教育。
“這些落户人員，我們會分批次逐步轉入公辦社會福利機構、定點醫院等安置場所，予以集中供養、醫療救治，實施老人、孩子、殘疾人分類照料，使他們得到更為專業的照護。”王英梅説。
落户以後怎麼辦，政策細化仍有空間
“落户以後怎麼辦，的確是值得地方政府關注的問題。”關信平説，此次天津市的各項後續措施設計得還是比較到位的，“把滯留受助人員的生活、教育和醫療需求都考慮進去了。但政策還有進一步細化的空間，比如將來會不會出現尚有部分勞動能力的殘疾人？政府有沒有後續的就業培訓計劃，幫助他們找到力所能及的工作、迴歸社會？這都是我們接下來需要思考的。”
除了做好與相應社會福利機構的後續對接工作，對於防範個別人“鑽空子”等社會關切問題，天津市民政部門明確表示，將會嚴把多個關口，確保政策沒有空檔——長期滯留受助人員落户前，公安部門將進行嚴格的程序審查；落户後尋親工作不會停止，而是接續延伸；轉入相應保障機構後，照護人員會將新發現的身份信息線索，反饋至救助管理站接續尋親；落户後尋親成功的，民政部門會護送其返回家鄉，同時註銷天津户籍。
天津市為流浪乞討人員辦理落户彰顯了政策的温情，更彰顯了城市的胸懷與温度。
這是一個普通的週一早高峯，天津地鐵二號線從天津站接上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繼續往曹莊方向駛去。車廂裏，有年輕的白領插着耳機閉目養神，有買菜回來的大爺在座位上整理購物袋裏幾個快要掉出來的西紅柿，更多的人低頭刷着手機，幾乎沒有誰特別留意地鐵廣播裏這條有關全國人口普查的公益廣告——
“人口普查家家參與，美好未來人人共享。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需要您的支持與配合。”
“這193個人如果沒有户口、沒有身份證、沒有姓名，連接受人口普查的資格都沒有！”想到有人來這世間一趟，卻沒能留下哪怕一點痕跡，王明強這個山東大漢流露出民政人的細膩與柔軟。（應受訪者要求，祝酉晴為化名）
（記者雷琨、白佳麗、尹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