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11紀念日，總有一幫人在那表演“雲上墳”，美國駐外機構官微也會出來哀悼一番，並提醒這一天是“愛國者日”。
但與美國年復一年的911述説不同的是，1973年“智利911”，美國就從來沒有哀悼過一次，更不要説為之道歉、反省。所謂“尊重生命、珍愛和平、防止恐怖主義”，從美國及美粉嘴裏説出來，更像是不走心的台詞。
美國一邊利用話語權加深“美國911”全球記憶，一邊又利用話語權抹去“智利911”的罪惡痕跡。都是911，都跟美國有關，都是人間悲劇，為什麼如此雙標呢？
有人會説智利911又不是發生在美國，美國人幹嘛要紀念？是呀，那紐約發生的911，幹嘛要別人年年紀念？
美國迴避智利911，是因為這場悲劇總導演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罪惡的實施者是CIA代理人。所以，這段歷史清除得越乾淨越好，否則，拉丁美洲會有越來越多的下一代人看清美式“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美國策動智利911，目標不僅僅是殺死阿連德總統，而是徹底顛覆一個國家政權，強行改變一個國家發展道路，讓智利成為一個由美國掌控的經濟體。
美國對智利民主的恐懼
薩爾瓦多·阿連德，1908年6月26日出生於智利瓦爾帕萊索的一箇中產階級家庭，青年時代學醫，併成為醫學博士。
1933年參與創建了智利社會黨，從一位高級知識分子轉型為一名政治人物。
二戰之後，當選參議員，1953年、1961年、1969年三次連任參議員，1958年，他擔任了智利-中國文化協會主席，參議院副議長，1966年任參議院議長，但三次代表社會黨參選總統，均告失敗。
阿連德相信民主選舉是智利穩定和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反對暴力革命在智利發生，政治路線屬於改良漸進的社會主義模式，在外交上，既不親蘇，也不親美。他願意與古巴的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做朋友，主張拉美團結，對內推動國有化進程，限制美國資本進入智利。
對美國來説，阿連德是個極其危險的政治人物，他如果上台執政，將嚴重美國在智利的佈局：
一、從1956年開始，美國便主動提供學費和獎學金，將智利優秀大學生吸引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培養，到1970年收穫了100多名的經濟學家。這些人無一例外，都信奉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主張對智利經濟進行徹底私有化，他們回國後，將進入政府高層，為美國政策服務，這些人後來被稱為“芝加哥男孩”。
二、如果阿連德的改良式社會主義在智利獲得成功，將為拉丁美洲確立一條道路，親美政治勢力將在多個國家失去勢力。拉美改道，將意味着美國的“後院起火”。
1970年大選前，美國自己陷入了越南戰爭泥潭，缺乏干涉智利選舉的有效手段。
阿連德這次脱離社會黨，率領“人民團結聯盟”（PU）參加1970年9月大選中，並擊敗了社會黨、共產黨、社民黨、統一人民行動黨，當選智利總統。
按美國宣傳的標準來看，這絕對是一次民主的勝利，美國不是自稱“民主”捍衞者嗎？它理所應當全力支持這個政權，不是嗎？
但美國卻決心推翻阿連德政權，甚至在肉體上消滅阿連德本人，而且是迫不及待。
阿連德執政後，社會黨、共產黨、社民黨三大在野黨全部支持他的政策：
一、將該國最大收入來源（礦山）收歸國有；
二、贖買美國資本控制的智利銅礦。
換句話説，美國自1956年實施的“芝加哥男孩計劃”已徹底失敗，芝加哥男孩不但未能形成政治力量（缺席選舉），而且在制定經濟政策上淪為邊緣人。在意識形態上，美國遭到的挫敗更為明顯。
11月3日，阿連德舉行總統就職典禮，邀請尚未建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代表出席。由於台灣當局作梗，北京不便派出官方代表團，周總理靈活處置，派出中國工人代表團，由倪志福當團長。
中國代表團到達聖地亞哥機場時，智利大批民眾高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
11月5日，智利國家體育場舉行10萬人大會，阿連德演講中表示：智利將收回國家資源，維護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2月15日，中國駐法大使黃鎮和智利駐法大使伯恩斯坦在法國巴黎簽署並發表《兩國建交聯合公報》，周恩來總理稱公報草案一字都不用改，因為智利人寫得比中國人還要好。
對美國來説，它無法公開反對智利的外交選擇， 但智利在意識形態上的歷史性改變，美國必須採取任何手段打斷這一進程，至於美國嘴裏的“民主、自由”，美國自己都不信，今天卻還有人為之着迷。
華盛頓先是製造了一系列的人為經濟困境，如動用美國儲備黃銅，壓低國際銅價，企圖讓拉美國家相信，阿連德的道路將是災難。
阿連德政府願意補償美國公司退出智利銅礦的財產損失，但美國拒絕了，因為它擔心整個拉丁美洲都將這麼做，而美國當時有20?外投資在拉美，企業共有5436家，其中最賺錢的就是智利銅礦，10年時間已向美國匯回100億美元左右，但這些是智利人民的財富。
美國成立了一個“智利特別委員會”（Ad HCC),準備用極限制裁手段將智利經濟推向崩潰，包括阻止銀行貸款和結算手段。
另外，美國還拿出鉅額秘密資金，收買智利反對派，包括軍事將領。
1973年智利國會中期選舉，結果“人民團結聯盟”贏得了比總統大選更高的支持率，美國的政治、經濟手段沒有收到預期效果。
這樣，美國就決定策劃一場軍事政變，結束阿連德政府，結束智利民主進程，扶上一個軍政府。美國對拉美民主選舉是非常恐懼的，它採取了國家恐怖主義來對付智利。
周恩來總理的警告
1971年6月，墨西哥著名記者胡里奧到北京採訪周總理，想請他談談對智利新政府以及國際形勢的看法。
周總理指出：阿連德總統的政權是民主政權，根據中國的看法，一個民主政權要鞏固，沒有武裝力量支持是不可能的。
周總理高屋建瓴地説，“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認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軍人接受了外國侵略勢力的影響， 如果不特別注意這個問題的話，還有出亂子的可能，這個亂子就是軍事政變。“
1971年9月5日，墨西哥《至上報》全文刊發胡里奧對周總理的訪談記錄。
9月7日，智利《信使報》轉載全文，其它拉美國家報紙也跟進轉載。
但拉美文人在媒體發表的評論文章，大多數不認同周總理的觀點，他們認為選票比槍桿子更重要，阿連德也一直堅持這種觀點，他能指揮的只有一支50多人的總統衞隊。
1973年2月3日，智利外長阿爾梅達和社會黨領袖米拉諾訪問中國，周總理請他們轉交一封親筆信給阿連德總統，中國認為美國要對智利下手，總理在信中再次提醒阿連德：
做好兩手準備，爭取好的，準備壞的。
智利將軍排名為陸軍總司令、總參謀長、聖地亞哥衞戍司令。根據智利憲法，軍隊只效忠於當選總統，不干預文官體系，這跟南美很多國家不同，也是智利穩定的保障，智利有一百多年的和平時光。
阿連德在正式就職前，10月24日，陸軍總司令施耐德被人暗殺身亡，他是阿連德在軍隊中最重要的臂膀。
CIA殺掉施耐德的算計是，接下來總參謀長普拉斯特將接任陸軍總司令，他與CIA有多年聯繫。但CIA沒想到普拉斯特接任後中，同樣是忠於阿連德總統，拒絕被美國控制。皮諾切特則從聖地亞哥衞戍司令升任總參謀長，成為軍隊第二號人物。
1972年11月，阿連德任命普拉斯特為內政部長，在總統出訪期間，由他履行總統職責，1973年初還任命他為國防部長。
也就是説，1973年2月初周總理轉交了親筆信給阿連德總統，“做好兩手準備，爭取好的，準備壞的。”但阿連德總統對軍事問題仍然消極應對，他相信憲法對軍隊的約束。低估了美國作惡能力，也低估了皮諾切特野心，在美國的支持下，他的目標何止是陸軍總司令？而是想要整個政權，他會在乎任何法律？
1973年6月，智利裝甲部隊出現小規模譁變，皮諾切特拆台夾擊，逼普拉斯特辭去軍隊職務，皮諾切特順利接過陸軍總司令一職，成為軍隊一號人物。
911政變
1973年9月11日，在CIA指揮下，皮諾切特動手了，阿連德手持衝鋒槍（卡斯特羅送的）與36名衞兵同裝甲車和武裝直升機交火，24枚火箭彈結束了一切，也結束了阿連德的性命（自殺殉國，另一種説法是在台階上被槍殺）。
而新國防部長勒特利爾，剛到辦公室查問什麼情況？就被12名士兵直接逮捕，送往監獄。
接着，在CIA“幫助”下，智利全國有3800多人被殺害，8萬多人被監禁，20萬人逃離智利，連聖地亞哥足球場都成了關押5000多名“犯人”的監區，後來被處死的人數更是無法統計，浮屍在市區河道里不斷出現。
對美國人來説智利911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日子。
政變很成功，軍政府迅速上台，美國派來上百名經濟學家，加上原先培養的“芝加哥男孩”，他們控制了中央銀行、財政部、勞動部、礦業部等各級部門，美國媒體歡呼“自由經濟時代”的到來。
政變四天後，唯一有可能組織人馬對抗軍政府的普拉斯特將軍，帶着妻子索菲婭逃到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租下了馬拉比阿街335號六層一個套間，他找到了一份輪胎廠會計的工作，隱姓埋名，連老闆都不知道他是智利前陸軍總司令。
就算這樣，CIA也沒有放過他，1974年他與智利僑民有聯繫時就引起了CIA的殺心。9月30日凌晨1點，普拉斯特夫婦兩人從僑民座談結束回來，進地下車庫時，汽車爆炸，他和妻子索菲婭當場死去。阿根廷警方調查結論：車上安裝了定時炸彈，如果他不是開快車，應當是在途中爆炸。
為了維持智利軍政府，美國和智利緊密配合，對一切想恢復民主程序的各界人物，是趕盡殺絕，後來，還殺了不少人，就不一一寫了。
阿連德死後，9月14日，周總理給阿連德夫人布茜發去唁電，高度評價阿連德總統一生，並深感悲憤。
接着上，墨西哥派專機將阿連德妻女接去避難，智利變成了軍政府。
智利911始終是南美民主的創傷，一生相信民主，相信議會鬥爭的阿連德，卻死於”民主燈塔“策動的軍事政變下。
對於拉丁美洲，美國的罪行罄竹難書，富的變窮、窮的固窮、玻利維亞剛剛有點希望，又亂了。
馬杜羅能撐到今天，説白了，就是查韋斯留下了軍隊控制權。美國扶起瓜伊多當“總統”，白宮也管這叫“民主”。
拉丁美洲國家如果不抱團，不擺脱美國控制，不去尋找真正的朋友，低估美國的作惡能力，那麼美國的政變劇本，還會輪到它們身上。
智利911，美國還能發動軍事政變，今天只能靠“街頭總統”來丟人現眼，説明蓬佩奧們現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但任何時候都不要低估美國的作惡能力，更不要高估美國的道德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