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濤
李約瑟在《中華科學文明史》中曾如此評價成形於隋代的大運河，“誰能不意識到如此大膽的一個概念的政治經濟效果——在一個大部分河流自西向東流的國度裏有這麼一條南北流向的人工河道”。從隋至清，大運河作為中國南糧北運的主要通道和國內貿易大動脈，對溝通不同經濟區之間的交流交往發揮了關鍵作用，帶動了沿線眾多經濟型城市的興起，並與長江一起在18世紀促成了“一個大於歐洲的半自由貿易區”。
《六千里運河 二十一座城》 劉士林 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千百年來，大運河與沿岸城市唇齒相依、興衰緊聯，形成了中國運河文明與城市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譜系。正如劉士林所説，“運河城市不是一些聯繫鬆散的單體城市，藉助運河文明在水文、商業、航運等方面的共通性，它們構成了一個規模巨大、具有‘家族類似’的形態和功能的城市羣”。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六千里運河 二十一座城》(以下簡稱《六千里運河》)，在俯仰古今中為今天運河沿線城市再現運河歷史記憶、活化運河文明基因提供最重要的“文化資本”，還從學史明智、守正創新的視角，為運河城市羣引領推動綠色城市和韌性城市建設、國家水網和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高質量發展帶來了許多有價值的歷史經驗和啓示。
“立國於西北，而植根本於東南”是中國唐宋迄今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從大運河形成之日起，它就不只是一條連接首都和基本經濟區的人工內河，同時也是溝通國內南北東西、將中華文明腹地與亞歐非幾大文明相互銜接的重要紐帶，更是中央政權強化與地方政治經濟聯繫、協調各地區互助合作的重要抓手。《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簡稱《綱要》)明確指出，中國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三部分構成。雖然京杭大運河和浙東運河在防洪排澇、輸水供水、內河航運、生態景觀等方面仍發揮着重要作用，而隋唐大運河永濟渠、通濟渠的大部分河道已被掩埋或成為遺址遺蹟，但後者在緊密結合“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河北雄安新區建設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實施中依舊具有不容輕忽的重要價值。《六千里運河》中的四座隋唐大運河城市都位於今天的河南省境內。京杭大運河貫通之後，漕運幹線向東移出今天的河南省境，但通過元代開鑿的賈魯河和明清兩朝由京師通往各地的官道，不僅黃淮兩大水系之間的通航仍可維繫，開封、洛陽兩大古都作為南北水陸交通樞紐的地位也得以長期保持。1953年7月，聯通中國東中西部的隴海鐵路全線通車，經過徐州、商丘、開封、鄭州、洛陽。如今，這些城市既處於發揮優勢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關鍵位置，還是銜接大運河文化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節點。
劉士林是國內人文城市學派的首倡者，一向主張城市化要革新以往重經濟、交通和人口的“經濟型城市羣”模式，轉向建設重文化、生態和生活質量的“文化型城市羣”，走環境、經濟與社會、文化協調發展，“自然温度”“社會温度”和“人文温度”相互融洽的道路。在《六千里運河》中，他明確提出，“以運河城市羣為背景闡釋運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現代意義，是我們解讀、研究與闡釋運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縱觀全書，聯繫現實，各運河城市的文化脈絡中隨處可見對宜居、創新、智慧、綠色、人文、韌性城市建設的有益啓示。
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綜合考慮政治和經濟、現實和歷史、物質和文化、發展和民生、資源和生態、國內和國際等多方面因素。在疫情衝擊、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將沿線城市“串珠成鏈”構建發展軸，用“璀璨文化帶”“綠色生態帶”和“繽紛旅遊帶”新理念重塑大運河實體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更加凸顯，必然構成大運河持續發揮中華文明亮麗名片功能的實體支撐。而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要促進區域創新融合協調發展，更應該用好唯物史觀這架“望遠鏡”，在學習歷史知識、厚植文化底藴、強化生態觀念中洞察歷史發展規律和時代發展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