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消費是實現經濟內循環的重要基礎，而一個基數龐大的中等收入羣體又是推動消費增長的前提。最近國內不少學者都在為中國如何擴大消費支招，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目標假設是：中國現在已有4億中等收入人口，未來15年內應將我國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由4億擴大到8億左右，即實現“中等收入羣體倍增”或“中產倍增”。
如果到2035年我國中等收入人口達到8億，佔到總人口60%左右，那麼中國經濟的運行方式將基本轉型為以國內消費拉動為主的發達經濟體方式。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去年曾解釋中等收入羣體的定義標準：典型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50萬元之間。按照這種算法，目前已經形成的4億中等收入人口都是誰呢？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26523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3924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4389元。
如果按照中位數4萬元左右計算，一個居住在城鎮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將達到12萬元。2019年中國的勞動人口9.6億，基本相當於兩個勞動人口撫養一個非勞動人口。如果一個家庭中有兩個全職勞動力都在城市工作，一年賺12萬元，平均一個人月入5000元。這個數字基本符合我們對大部分普通城市家庭的日常感知。而在農村，如果是同樣家庭結構，那麼全年收入中位數是4.3萬元，遠達不到家庭10萬元的中等收入水平。
也就是説，從統計學意義上講，絕大部分農村居民沒有進入中等收入羣體。而除少數特殊情況導致的困難家庭，大部分城鎮居民已進入中等收入階層，中等收入羣體與城鎮人口高度重疊。按照同樣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0.60%，計算出來就是8.5億人口生活在城鎮。如果兩個數字都是準確的，那麼意味着中國現在的中等收入人羣不止4億。
目前中國的國內消費依然無法挑起經濟發展大梁的密碼，就藏在這裏。這4億多“被中等收入”的羣體是怎麼來的呢？可用來解釋這一數據不匹配的最大可能，就是有4億多人雖在城鎮裏掙到5000元月收入，但家庭勞動與撫養比並不是2：1，而是1：1、1：2甚至1：3或1：4。沒有進入中等收入羣體的城鎮人口數字與2.8億的農民工數量相對比較接近。
顯然，9.6億勞動人口涵蓋了城鎮和農村所有勞動力，但我們每月掙5000元的假設是基於城鎮的。如果同樣勞動力在農村，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收入要低得多。
農民工在城市裏掙到比在農村高得多的收入，但大部分農民工通常只能一個勞動力在外打工，實際消費水平和城市市民存在巨大差距。如果刨去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羣體，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40%，另外20%更準確的應該叫“半城市化人口”，他們雖然在城市工作，但基本上還保留着農村那套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
算到這兒，答案已然清晰。如何讓農民工全家都進入城市或城鎮生活，就是中等收入羣體倍增的路徑。預計到2035年，中國城鎮化比例將達到70%以上，如果其中實現完全城市化的人口達到60%左右，那麼中等收入羣體將擴展到8億人以上。
較低的人均土地面積使很多地方農民難以通過純粹的農業生產進入中等收入階層。2019年中國第一產業產值佔GDP7.1%，這個數字和美國1970年代初的水平相當。但在1971年，美國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耕種110英畝土地，生產60多噸糧食，而農業就業人口只有338萬，只佔總勞動力2%左右。從各個發達國家城市化的進程看，在城市化達到70%以上之後，由於土地不斷集中，農業生產基本實現工業化，農民的收入會有較快提高，從收入水平和消費方式上城鄉差別基本消失。而因現在中國的人均農業資源佔有情況，依靠農業生產實現收入和生活方式更快增長，還有一段路要走。
有關部門已經提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並且提出儘快推動1億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標取得決定性進展。筆者建議，除北京、上海等個別城市，更多城市可儘快取消落户的學歷、年齡、社保年限等限制，鼓勵農民工儘快在所工作城市落户，無差別地享受工作城市的公共服務。這將有助於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的增長提速。而較短時間內，讓更多一隻腳已經跨進城市門檻的農民工完成“全身城市化”，可能是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數量的一個有效路徑。（作者是財經評論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