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培養與我的感情，加深與我的關係，實質上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權力，等於把我和他們綁在了一條船上。”
曾經“啥也不缺”的他，卻惹上了貪妒的“紅眼病”，見着煤老闆送來的禮品“眼紅”，見着美金“眼紅”，見到送上的房子更“眼紅”
“相信什麼，也不如相信黨紀國法；追求什麼，也不如追求平平安安。錢財名利都是過眼雲煙。”
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於長洪 張麗娜 王靖 魏婧宇 侯維軼
病從口入，在大吃大喝中失守；疾從手起，在伸東摸西中淪陷；症從腳現，在偭規錯矩中越位……記者在看守所採訪的數十位涉煤腐敗官員，都曾對自己有過嚴格要求，但因精神“缺鈣”，思想滑坡，最終墜入腐敗深淵，個個追悔莫及。
主動“上鈎”得了“軟骨病”
從一名技術員成長為一名廳級幹部，王傑曾奮力活成父母希冀的“人傑”。接受採訪時，王傑聲稱，自己屬於被圍獵，並非主動追求腐敗。可隨着崗位晉升，王傑貪慾膨脹，不僅甘於被“圍獵”，甚至主動“咬上鈎”，心甘情願地把手中權力商品化，大肆謀取非法利益。七尺男兒患上“軟骨病”，在恪盡職守上少氣無力，走上違法犯罪不歸路。
王傑，35歲被提拔為內蒙古地礦廳礦產資源儲量處副處長，42歲被提拔為內蒙古國土資源廳礦管處處長，48歲被任命為內蒙古國土資源廳黨組成員、副廳長。多年來，身處煤炭管理的要害崗位，王傑最應該抓好煤炭領域的問題，卻步步失守，自己成了煤炭領域的“大問題”。經檢察機關審查查明，十多年間，王傑涉嫌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管理對象、下屬等相關人員幾十人所送款物，摺合人民幣共計數千萬元。
2003年，王傑從技術崗位轉到採礦權審批崗位，用他的話講就是“從無權崗位轉為有權崗位”。“當時，我給自己定了兩條規矩：一是不去參加企業的宴請，二是不收企業的錢物。”但在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熱情款待”下，王傑開始突破防線。
從收受企業家牛羊肉等土特產到收取現金，再到入股煤礦獲取鉅額非法收益，王傑像吃了豹子膽一般，瘋狂鑽營如何利用權力為企業謀取不當利益。他自己總結，收取錢款的方式主要為3種類型，第一種是過年過節的禮品禮金等，第二種是辦事後的“感謝費”，第三種是以“參與入股”形式獲取錢款。
2007年，鄂爾多斯市一家大型企業相關人員，為了“感謝”王傑在辦理煤炭審批手續事宜上給予的幫助，提出讓王傑在其企業入股獲得分紅。王傑接受並安排其親屬辦理入股相關事宜，甚至入股本金也由煤老闆出，分紅后王傑獲得鉅額非法利益。
“他們培養與我的感情，加深與我的關係，實質上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權力和礦管處處長的位置，等於把我和他們綁在了一條船上，為他們以後更好辦事或謀求更大的利益服務。”王傑説。
在“温水煮青蛙”的過程中，王傑逐漸麻痹，一次次收受煤老闆的錢財。其實從腐敗一開始，他就陷入擔驚受怕。“2004年8月份，我們處的處長突然被自治區檢察院帶走了，對我震動非常大。我當時暗暗發誓一定不能再收企業的錢了。”但在誘惑和猶豫之下，王傑還是沒能管住躁動的雙手，過起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兩面人”生活。
被抓現行，王傑自己都對涉案金額感到錯愕和震驚：“我在心裏一遍遍問自己，這是我乾的嗎？我為什麼要這樣幹？我怎麼變成了這樣？現在靜下來仔細反思，其實一點也不奇怪，這都是因為我這些年來放鬆了自我改造，丟掉了共產黨員的宗旨。”
回首過往，王傑覺得自己“病了”，精神之“鈣”流失，得了“軟骨病”。“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他後悔地説，“本來是查問題的人，自己卻有問題。2020年專項整治開始後，我也萌生過主動向組織交代違紀違法事實、求得組織寬大處理的想法，但因為存在僥倖心理，加之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沒能邁出這一步，錯過了最後一次寶貴機會，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追悔莫及。”
世上沒有後悔藥，只有冰手銬。在40冊案卷材料和證據之後，一封長達15頁的懺悔書，總結了王傑不光彩的過往。他深深地懺悔道：“希望所有的黨員幹部引以為戒，不要像我一樣走上一條不歸路……”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唐家會礦區煤炭地下氣化技術實驗示範項目的火炬 貝赫攝/本刊
“聰明才智”未用在正道
內蒙古煤炭地質勘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黨委書記、總經理郝勝發，有着過人的“聰明才智”，可多年來卻將其用在貪腐上，屢屢巧立名目將國有資產、國家項目資金塞入個人腰包，終成黨和人民事業的“蛀蟲”。
在擔任煤勘集團109隊隊長期間，郝勝發將個人意志凌駕於集體決策之上，把109隊當成自己的“私人領地”。一次，他在對該隊所擁有的探礦權進行地質勘查中，發現了一塊開發前景好、經濟效益可觀的銀鉛鋅礦，謀劃着把“蛋糕”最大化切到自己碗裏。雖然眾目睽睽之下不能直接據為己有，但他反覆琢磨，想出一個冠冕堂皇的由頭：打着隊裏沒有經濟實力勘探開發的幌子，尋找合作伙伴，實現個人目的。
郝勝發找到某個體私營公司合作勘探開發。在商談合作開發成果股份佔比時，他明知國企和私企合作需要國企絕對控股，但為了達到個人擁有5%乾股的目的，同不法商人惡意串通，故意讓合作的私企佔股55%（含郝勝發乾股5%，經鑑定價值數千萬元），而109隊只佔股45%。
這種股權結構，對上是交不了差的，但難不倒郝勝發。為了掩人耳目，他將個體公司55%股份化整為零，讓該公司名下的兩傢俬營公司分別佔股30%和25%。表面上109隊是大股東控股，背後兩傢俬企實為一家。
郝勝發以犧牲國企絕對控股權為代價，換取個人私利。同時，因私企中有個人乾股，他把利益的砝碼傾斜到私企一方。在後續合作過程中，郝勝發故意不派人進行監管，企業經營管理完全由私企方掌控，財務賬目由私企公司記賬核算。109隊僅對資金支出進行復核，對礦山產量、經營收入等僅通過每年的財務報表粗淺瞭解。
在銀鉛鋅礦進行實質開發缺少資金時，郝勝發再一次發揮“聰明才智”，開始變戲法，將109隊45%股份中的22%股份轉賣給煤勘集團其他地質隊，轉讓款3280萬元用於礦產開發。而私企不投入任何資金，在國企45%股份不變的大前提下，用國企內部股份互相倒騰出資金進行礦產開發，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同時，郝勝發還忽悠職工集資籌措1.3億元用於礦產開發，形成私企“空手套白狼”的實際情況。
郝勝發屢屢利用職權謀取私利。2000年以來，內蒙古煤炭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郝勝發先後擔任煤勘集團公司下屬231隊、109隊地質隊長，跑項目攬工程等市場潛規則需要費用，這筆錢從哪裏搞？郝勝發冥思苦想，想到讓財務人員通過虛報“鑽探施工中給農牧民林場佔地補償”“野外施工中租用辦公用房”費用，虛構工程量套取工程款、虛開發票套取資金等方式，將套取的資金，設立賬外賬，用於支付吃喝玩樂、請客送禮、發放獎金等無法正常報銷的費用。
2004年開始，郝勝發在231隊期間私設小金庫，金額達2000萬元。2007年，他調至109隊擔任隊長後，故伎重施又設立小金庫，金額達2700萬元。隨着小金庫資金不斷累加、煤炭領域經濟效益不斷好轉，郝勝發以隊裏大功臣的名義自居，“感覺自己是一把手，單位的效益是自己辛苦努力創造出來的，吃點、喝點、拿點都是正常的”，“出差在外應酬，每次都帶上幾萬元”，甚至用小金庫的資金為自己購置豪宅。幾年下來，郝勝發涉嫌累計貪污公款近千萬元。
從被請吃飯、收煙酒茶，到逢年過節收一兩千元的購物卡、三五千元的現金，再到主動索要應酬費用三五萬元，郝勝發的“胃口”越來越大，手中權力成為他賺錢“發家致富”的工具。在其職權範圍內，相關人員只要給他送錢，職位晉升、安排工作、承攬工程項目，郝勝發統統可以幫忙協調解決。
直白的權錢交易，已經不能滿足郝勝發的私慾。郝勝發在擔任231隊隊長期間，在尋求單位全面開展地勘項目的同時，自己帶頭或與第三方私企合作購置鑽機承攬本單位的勘探業務，賺得盆滿缽滿。調至109隊後，他繼續承攬本單位鑽探工程，進行盈利活動，還在自己承攬鑽探工程中虛報工程量，套取貪污國家項目資金，獲取鉅額錢財。
不斷利用“聰明才智”為自己牟利的郝勝發，最終機關算盡，反被套牢。
“貪利者靈魂會腐，貪功者人格變歪”，郝勝發用自己的一生為這句話做了生動的註釋。
一邊誦經一邊撈金
劉桂花是內蒙古鄂托克旗一個普通牧民家的女兒，從基層起步，一直幹到鄂爾多斯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這一職務。
2000年，44歲的劉桂花上任鄂托克旗委書記，直至2007年調離，主政一方長達7年之久。在此期間，掌握着全旗煤炭資源配置情況的劉桂花，面對“煤老闆”的瘋狂圍獵，被利益衝昏頭腦，把公權變為私器，把分管領域當成“私人領域”，大搞權錢交易。
“20多年前，我當旗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大肆收受了別人的錢款。”主政一方的劉桂花得了斂財“妄想症”，把權力當紅利、把商人當錢袋，大肆掘金。
2003年的一天，劉桂花接到一通電話。一位老闆想在鄂托克旗棋盤井鎮投資一處煤焦油深加工項目，為了儘快把企業的手續辦下來，他聯繫上了劉桂花。“電話公關”後，這位老闆又拎着一個大帆布包來到劉桂花家。看着帆布包內整齊擺放的50萬元現金，劉桂花有點不知所措，這是她任職以來第一次單筆收到這麼多錢。
收還是不收，劉桂花不斷追問自己。一晚上輾轉反側，她想到自己在項目審批中出了不少力，適當拿點也在情理之中，就下定決心收下了這筆鉅款。
經過煤老闆們一次次的“金錢洗禮”，劉桂花的神經開始變得麻木，從被動接受禮金賄賂，演變到主動幫忙併向企業老闆伸手要錢。2001至2004年，某礦業老闆在成立公司時得到了劉桂花的大力“支持”。事成後，劉桂花就以“功臣”“恩人”自居，以各種名義陸續向該礦業老闆索要人民幣數百萬元。
據統計，向劉桂花請託行賄的企業老闆中，多數涉足煤炭資源領域，涉及行賄額度巨大。求劉桂花辦事的人越來越多，劉桂花的斂財“妄想症”逐漸難以控制。她不再滿足於僅靠請託受賄和投資入股而來的利潤，開始親自上陣，主動下海撈金。
2005年，劉桂花夥同另一位幹部，使用他人身份信息，以虛假的工商註冊登記、資信證明，申請辦理了某礦區探礦權。之後二人以此探礦權作股，與公司A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B，二人各佔股20%，分別由其近親屬代持。幾年後，看着公司B規模進一步擴大，二人既想參與股權增資，還不願意自己掏錢，於是讓公司A代其出資。後來公司A籌劃公司B上市，準備以過億元的價格收購劉桂花手中的股份。本來是“空手套白狼”的好事，可由於公司A資金緊張，未能及時支付欠款。留給劉桂花的只剩下手中的一紙協議，她的斂財妄想就此破滅。
妄想升官又發財的劉桂花，逐漸遠離組織、靠近神佛。2010年10月，時任鄂爾多斯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席，有着34年黨齡的劉桂花成為一名佛家弟子。入佛門後，劉桂花表面口誦法號、戒貪戒嗔，背地裏繼續不擇手段、瘋狂斂財。
劉桂花總在妄想：給人辦事就該收錢，有大師保佑就不會有事，但神佛沒有成為她的護身符。直到2020年3月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她才幡然悔悟：“痛定思痛，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劉桂花被“烏金”矇蔽雙眼，如今失去自由，沉痛反省説：“相信什麼，也不如相信黨紀國法；追求什麼，也不如追求平平安安。錢財名利都是過眼雲煙。”
甘當不法商人的“馬前卒”
海明出生於幹部家庭，沒有經歷過缺衣少食的日子，家裏也不缺錢。曾經“啥也不缺”的海明，卻惹上了貪妒的“紅眼病”，見着煤老闆送來的禮品“眼紅”，見着美金“眼紅”，見到送上的房子更“眼紅”。貪妒的海明被煤老闆甩出的餌料牽引着走，最終賠上了自己的前途命運。
參加工作之初，海明奮發努力，工作能力逐漸被認可，職位也不斷晉升。1988年，年僅28歲的海明就擔任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團委副書記。2003年海明成為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委書記。
海明回憶：“隨着職位提升，圍在身邊、阿諛奉承的人多了，請客吃飯的也多了。起初還對自己嚴格要求，但這樣的事情一多，就放鬆了警惕，漸漸從一般吃喝開始接受高檔宴請。後來逢年過節收受禮品和禮金。從拒絕到順其自然，數額也從幾千元上升到上萬元。”
面對一些煤老闆的圍獵，海明逐漸淪陷，多次收受賄賂，同時也開始選擇性“失明”“失語”，甚至故意開“後門”留“暗門”。2010年，某公司項目經理找到時任西烏珠穆沁旗委書記的海明，表明了想申報滅火工程的想法。煤田火區滅火工程本應由旗政府組織實施，海明卻指示時任旗長的額爾登孟克將滅火工程交由這家公司實施。為表達感謝，這位項目經理於2011年春節前分別送給海明、額爾登孟克各20萬元。此後，公司一位原股東得知海明要給女兒購房，又慷慨“贊助”100萬元。
隨後幾年，這家公司打着“滅火”的旗號，在未獲得任何採礦權的情況下，欺上瞞下，瘋狂盜採煤炭資源1511萬噸，總價值超過13億元，造成國家煤炭資源鉅額損失。
海明坦言：“這家公司項目經理最初找我時，我並沒有認真對待，既沒有對項目進行詳細詢問，也沒有查閲相關文件規定，自認為是煤礦常規性工作，是小項目，輕易交給有關部門去辦理，事後還收受了鉅額賄賂。該礦老闆偷採盜採大量資源，給國家和地方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在這件違法開採的事件中，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屬於嚴重失職，辜負了組織對我的信任。”
海明的愛好和需求逐漸被不法煤老闆們摸透，變成了一個“透明人”。一些不法煤老闆明白海明過不了“紅眼病”這一關，便利用手中的糖衣炮彈對他展開“精準進攻”。一位煤老闆得知海明女兒在國外留學需要外匯，便帶着一包美元主動求見，為海明分解憂愁。
“一見面，對方就給了我一個包説，‘這幾年在西烏珠穆沁旗發展得到了領導多方面的支持，感謝您。您女兒也在國外讀書，我表示一下意思。’”海明説，“我當時打開包一看，裏面裝了10萬美金。因為當時女兒在國外讀書，我也確實缺錢，所以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多年來，海明非法收受他人財物超千萬元，過起了“一頓飯花費幾萬元”的奢靡生活，曾先後5次到韓國賭博。
海明説：“腐敗後，我每天都不快樂，拿了人家的錢心裏也不踏實，揹負着很大的心理壓力。一些朋友説想帶我去韓國賭場玩一玩、開開心，我聽從了他們的建議。賭場條件優越，賭博費用有人承擔。在韓國，賭博的時間過得非常快，但我並沒有真正感受到快樂，只是為了消磨憂鬱的時光。”
“只要你牽涉貪腐，快樂就註定離你遠去。”回看自己做過的錯事，海明陷入深深懺悔：“工作中，我對自己的要求越來越松，對不起黨組織和人民羣眾對我的高度信任，給單位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亦官亦商的“變色龍”
28歲任副處，33歲任正處，36歲當上旗委書記，41歲提拔為副廳，48歲即為正廳……一路走來，杜學軍與掌聲、讚揚、鮮花為伴，年紀輕輕就擔任重要崗位領導，但他理想信念缺失，無視黨紀國法，帶老闆上任、幫熟人辦事、攜家人發財，由小錯累積成大錯，走入違法犯罪的深淵。烏蘭察布市委原書記杜學軍嚴重違紀違法案，是內蒙古監察體制改革以來查處的在職正廳級市委書記落馬第一案，其涉嫌受賄數千萬元。
杜學軍15歲便參加工作，從額爾古納物資公司、經委、開發公司、邊貿公司走來，長期與企業、商人打交道，帶老闆上任成為常態。從2002年任陳巴爾虎旗委書記以來，杜學軍調到哪裏，就把企業老闆帶到哪裏。2003年至2020年，收受公司及商人財物的腐敗行為如影隨形。
熟悉杜學軍的人評價，“這個領導在人前人後兩個樣”。他表面上清正廉潔、嚴於律己，但私下則熟人送錢必伸手、有事必關照，像一隻在黑白世界裏自由切換的“變色龍”。
剛接觸煤炭，杜學軍就“大撈了一筆”。2004年，杜學軍任陳巴爾虎旗委書記期間，接受發小請託，為其公司配置煤礦開採方面事宜提供幫助，先後收受發小夫婦現金、房產摺合人民幣超千萬元。2010年，杜學軍任滿洲里市委副書記、市長期間，接受當地一家公司董事長王某某請託，為該公司在企業發展、土地出讓金返還、税費減免和銀行貸款上提供幫助，收受王某某房產24套，摺合人民幣710餘萬元，獲得孳息75萬元。
官職越來越大，為逃避黨紀國法的懲處，杜學軍幫人辦事的行為也越來越“謹慎”。2017年任烏蘭察布市委書記時，他不會因幫助體制內的人辦事而收受大額財物，只是逢年過節收取一些小額禮金和煙酒，可對體制外的熟人卻“毫不客氣”。2018年，他接受張某某請託，為其丈夫的轉業安置事宜提供幫助，通過妻子收受當事人所送的10萬元現金和總價值12.28萬元的兩根金條。
杜學軍不僅自己腐，還帶着家人一起腐。2004年，杜學軍假借其岳母張某某之名註冊成立了某公司和某農牧業科技示範基地。這家公司專門用於為其貪腐所得進行洗錢。而這家基地則在杜學軍所管轄的巴彥庫仁鎮租用24510.54畝草場，其妻子、父親齊上陣參與經營管理。2006年至2016年間，杜學軍利用職權向陳巴爾虎旗農業局、財政局打招呼，為基地成立的公司違規獲取國家惠農補貼245萬元。
杜學軍早年在物資公司、邊貿公司的從商經歷，讓他積累了敏感的商業嗅覺。他沒將自己的“商業嗅覺”用於發展地方經濟，而是不遺餘力地用於壯大“個人經濟”。在20餘年裏，杜學軍亦官亦商，將商品交換原則搬到了黨內政治生活中，不放過任何一個利用職權賺錢的機會。
杜學軍在懺悔錄中寫道：“在成績面前，個人意識、權力意識膨脹，放鬆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放鬆了廉潔自律。”他本以為冒幾次風險可以換來後半輩子的舒適無憂，但其實早在罪惡的深淵裏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