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七國集團（G7）外長會在英國倫敦落幕。這是七國代表們時隔兩年首次面對面開會，也是下月於英國舉行的G7峯會的預熱。
與特朗普時期的G7會議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集體亮相終於不再以“不歡而散”收場。與特朗普時期的想法相似，應邀與會的除了G7外長，還有印度、澳大利亞等多個印太國家的代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一邊“尋求和中國合作”，一邊又強調所謂的“國際規則”，對俄羅斯、中國肆意抹黑。
有評論稱，這是冷戰以來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G7會議。西方國家急不可耐地展示，自己的時代並未結束。但問題是，身處各國利益深度交融的世界，G7起勁張羅的“小圈子”聚會究竟何用之有？
變味
5月3日，為期三天的G7外長會以一場工作晚宴拉開帷幕。這是一次帶有特殊“標籤”的G7外長會。除了G7成員和歐盟代表，東道國英國還邀請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南非以及東盟輪值主席國文萊的外長與會。外媒稱，早在去年下半年，美國作為G7東道國籌備峯會時，就醖釀邀請上述國家。不出意外，它們也將成為下月G7峯會的特別嘉賓。
“這些國家都是支持民主的志同道合者，擁有共同價值觀。”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則呼籲振興、擴展G7聯盟，以捍衞基於規則的秩序免受其他大國的威脅。
過去三天，“價值觀”“大國威脅”“國際秩序”明顯超過疫情，成為本次外長會的最熱門詞彙。俄羅斯衞星通訊社稱，4日正式會談耗時最多的兩場討論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問題，分別耗時一個半小時。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稱，G7外長會的最主要議題是大國帶來的“系統性”挑戰。法新社稱，與其説會談的目的是協調行動，不如説是討論如何找到一條捏合“志同道合”國家的共同陣線。
5日會議結束後的聯合聲明同樣對俄羅斯、中國“念念不忘”，甚至在涉疆、涉台、涉港等問題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鼓吹“維護民主”“保護人權”。英國天空電視台網站稱，隨着對中國、伊朗和俄羅斯發出批評，G7“再次找到自己的聲音”。俄羅斯《生意人報》認為，這是自冷戰結束以來意識形態色彩最鮮明的一次G7會議，它掩蓋了西方存在的疫情危機、經濟復甦、安全與發展等問題。
分析人士指出，從受邀國、議題和聲明看，G7外長會正在變味。這次與會的嘉賓國韓國、印度、澳大利亞與美國“印太戰略”操盤手坎貝爾提出的所謂“民主10國”框架相吻合，努力炒作“大國競爭”“國際秩序”等議題，以此凝聚盟友團結。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指出，從誕生到現在，G7發生了較大變化。最初是7個工業國進行經濟協調的平台；後來討論範圍從經貿擴大到安全，以及一些全球性事務；如今它由以前的西方參與、主導全球治理的工具，逐漸成為美國維護霸權、維護國際秩序中主導地位的工具。這也説明西方工業國家意識到自身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下降，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轉而進行更具體的博弈。這將是今後一段時期G7的重要方向。在此過程中，美國利用G7+模式，擴大“朋友圈”，打造所謂的價值觀同盟，以此製造自己擁有志同道合的盟友體系、其他大國相對孤獨的印象。
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指出，拜登自上台以來一直説，美國不僅要回到世界舞台，而且要做領導者。從這次外長會看，美國的基本目標是，在社會和經濟問題疊加的危機狀態下，試圖以G7為核心來擴大所謂的“志同道合”價值聯盟，以應對所謂的外部挑戰。
分歧
不可否認，與特朗普時期比，拜登時期的首次G7外長會場面上要和諧很多。2018年特朗普公開拒絕在G7峯會聯合聲明上簽字；2019年因為美歐圍繞貿易、人權和中國問題的分歧，G7峯會鬧出44年來首次沒能達成聲明的尷尬；去年3月的G7外長會，因為六國反對美國以攻擊中國的方式命名新冠病毒，最後也未能達成聯合聲明。
不過輿論認為，這次雖然表面一團和氣，但無論是在經濟議題上，還是在對華、對俄關係上，G7內部都難以形成一致步調：日本一直反對韓國總統文在寅參加峯會；英國“脱歐”後與法德爭吵不斷；意大利向來舉棋不定，一會兒配合美國，一會兒又疏遠美國；美國堅決反對德俄“北溪—2號”項目，暗示將加大制裁力度……
《金融時報》指出，在對中國的政策上，並非所有歐洲國家都與美國的立場一致，特別是德國。美國經濟學教授哈伊裏·圖爾克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了美英企圖借G7擴大反華陣營的目的難以實現。
為了更好地拉緊同盟繮繩，美國也在拿捏分寸。這從布林肯日前接受採訪時強調無意遏制中國、中美不能用“冷戰”來界定中可見一斑。有評論稱，美國一心想推進大國競爭的戰略目標，但它也知道，盟國不樂意且做不到與中國完全對立。
呂祥説，從這次外長會期間的表態和會後聲明看，一方面，美國試圖拉攏更多國家附和其立場，對中俄製造更大壓力；但另一方面，除一兩個國家緊跟外，其他絕大多數國家已達到它們的最高接受度，美國想往更激烈的程度走，已經做不到。因此，布林肯會在對華問題上措辭有所緩和，以謀求聯盟效應最大化。換言之，美國已觸摸到聯盟效應的“天花板”，拜登政府會據此來決定其對華的強硬程度。目前來看，除了在個別問題上的模糊表態，美國並不能在盟友身上得到它想要的承諾。“助威團”在戰略上、政治上的配合程度是有限的。
崔洪建指出，在此次外長會前，外界有一些炒作，認為G7已淪為地緣政治工具。從目前出台的聲明看，G7內部在對待中俄問題時仍有分歧。聯合聲明展現出既談問題、但也強調要和中國合作的相對平衡姿態。這説明G7內部有共識的一面，也有矛盾和相互利用的一面。上述差異也是G7對當前國際關係複雜性的一種反應。不管有些國家多想尋求一種簡單的解決辦法，但至少在目前階段，利益格局的複雜性決定了雙邊關係不可能出現“一拍兩散、一斗到底”的衝動情形。
過氣？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外長會召開前，西方輿論對G7抱有一定期待。德國《商報》稱，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經濟和政治權力中心已轉到亞洲，這次會議或許是G7迴歸強勢的契機。路透社稱，美英希望通過此次會議發出信息：西方的時代並未結束。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富國俱樂部”在世界經濟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正被G20（二十國集團）逐漸取代。當前，G20已佔全球GDP的85%、世界貿易的75%，G7所佔份額已縮水至46%左右。無論代表性、合法性、能力還是效率，G7已很難應對全球權力結構的重大轉變。
就本次G7外長會而言，聯合聲明幾乎涵蓋緬甸、利比亞、敍利亞、烏克蘭等所有國際熱點問題，卻在疫情應對上輕描淡寫、鮮有突破。德國波恩大學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學武認為，此次會議議題眾多，但當下全球面臨的三個最迫切問題——抗疫、環保和經濟復甦卻都沒有被具體討論。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真相極其簡單：七國集團是歷史遺留物，是時候拋棄了。”“歐盟觀察家”網站稱，過去四年，特朗普差點扼殺了G7；眼下，拜登想讓該組織重獲新生，甚至創建所謂的“民主10國（D10）”。但無論是G7還是D10，都只會在這個遍佈裂痕的世界上鼓勵更多的衝突和分裂。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已經改變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形成新的區域和次區域聯盟。在各國努力尋求經濟復甦、就業增長之際，世界需要真正着眼於全球利益的包容性經濟治理，而不是服務於少數人的利益。
崔洪建認為，美國正在通過擴大夥伴來改變G7。G7+能否成為一種常態，一是還要看G7和所謂的夥伴之間能否找到像中俄這樣明確的靶子，掩蓋分歧，形成表面上的團結；二是新加入國家也可能通過互動來改造G7，G7本身能否克服非西方元素，維持其所謂一致性。這將是一個長期的變化過程。
呂祥説，G7傳統上是經濟最發達國家，但如今，各國在經濟議題上很難談攏，所以美國更願意用所謂的價值觀來維持G7。這樣看來，G7已不是經濟治理聯盟，而更像是一個“文化沙龍”。
博弈
G7外長會結束之際，布林肯的腳步沒有停下。他5日起轉往美俄另一方博弈戰場——烏克蘭。外媒稱，布林肯此行旨在向烏總統澤連斯基傳達信號：美國“堅定”支持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性。
眼下，美俄關係正處於冷戰結束以來最低谷。烏克蘭東部局勢一度高度緊張。烏俄互指對方在邊境集結軍隊，美國和歐洲盟國密集發聲支持烏克蘭。4月底，俄羅斯宣佈結束在俄烏邊境及克里米亞地區舉行的軍事演習，並將參演部隊撤回基地。
耐人尋味的是，美俄在歐亞大陸上針鋒相對，拜登卻在大西洋彼岸釋放複雜信號。拜登5月4日在講話中表示，預計將在6月舉行的G7峯會期間會見俄總統普京。
崔洪建説，烏克蘭已被美國利用成保持對俄壓力、強化歐美關係的黏合劑。美國發現，只要不斷製造熱度，同時又把它保持在一定限度內，美國就有理由插手，並以此不斷消耗俄羅斯的資源、渲染俄羅斯威脅、破壞俄羅斯形象，從而迫使歐洲國家在安全、外交上有求於美國、離不開美國。從長期看，將烏克蘭作為工具來調動美歐關係、俄歐關係，從而使自身始終處於有利位置，可以説是美國的一個方向。
呂祥認為，在烏克蘭問題以及美俄博弈上，美國需要拿捏衝突的程度，既要保持温度，但又不能讓温度過高，一旦超出它能控制的程度，將騎虎難下，在歐洲國家間威信受損。因此，布林肯在烏克蘭問題上將面臨艱鉅的挑戰。
“總的來説，盟友希望美國做一個更負責任的盟主，而不想在所有事情上都跟着美國走。如果拜登政府壓榨得太狠，它就變成另外一個面相和善些的特朗普政府。到時候，聯盟體系還能持續多久，就要打上問號了。”呂祥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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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主編：楊立羣 文字編輯：楊立羣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雍凱
來源：作者：安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