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國內學術界普遍認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原因有三個。
一是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尤其是美國在衰落，而之前所有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是在美國主導下確立起來的，美國的衰落就意味着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雖然不一定是要“去美國化”，但至少要淡化美國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新興國家的崛起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提出了需求。當然，全世界都十分明白，美國主導權的衰落並不意味着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主導權的易手，事實上，任何單一的國家都無法取代美國的地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只能在多層次的主體間開展多層次的博弈。
二是原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缺陷。一方面，傳統領域內規制上的不公平、不公正始終沒能得到有效克服，甚至實力的衰退與投票權的改革似乎也沒有體現公平性。迄今為止，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中的否決權並沒有因美國主導權的衰落而改變。美國的投票權有所下降（17%上下），但依然掌握否決權（85%的絕對贊同票才能通過）。另一方面，原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新興領域裏缺乏解釋力，既有的規則沒有覆蓋數字經濟、海洋經濟、高新技術等領域。這可能是改革最重要的原因和動力。
三是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新需求以及世界大多數國家對新體系的期待。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只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參加者，但隨着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有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願望和需求。同樣，世界眾多國家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產生了新的需求。但是，美國主導下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已經出現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公共產品供給，當然問題的關鍵是，究竟誰主導公共產品新的供給過程。
不過，一些研究用了“制度替代”這個詞，這可能慎提為妥。如果真的是制度替代的話，那麼意味着中國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既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重新建立一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顯然，中國沒有這樣的目標。
關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基本原則
我認為，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國際角色的新定位問題。中國國際角色的定位是中國在21世紀的基礎性戰略問題，因為國際角色定位決定中國的國際責任，也決定了中國的大國成長路徑。
首先看中國的國際角色定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有限參與到國際體系之中，最初是國際政治體系，然後是國際經濟體系，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深度參與到國際體系中，開始對全球治理體系產生相應的作用。與此同時，中國國際地位也不斷提升。中國究竟扮演什麼樣的國際角色，對於中國的國際責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其次看中國的國際責任。我們一直強調中國為世界減貧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外援助（包括減除、免除債務等）作出了貢獻，以及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等對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等等。然而，在西方看來，中國所做的這一切都是有政治、經濟目的的，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應該強調國家利益，而不是刻意承擔國際責任。如果不恰當地承擔超出自己國家實力和能力的國際責任，就會引起誤解、曲解。這方面我們需注意。
最後看中國的成長路徑。中國能否避免“國強必霸”？關鍵是要看中國能否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能否堅持和平發展的戰略。當然，大國成長的路徑是由角色定位和國際責任的適度承擔所決定的。當年鄧小平就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要為中國的發展營造和平的環境。今天，中國的確是成長起來了，這是否意味着中國不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了呢？錯！發展起來的中國更加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而且發展起來的中國更應該為世界和平作貢獻。
關於制度建設與創新
我們特別強調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基本路徑：國內製度型開放——國內-國際制度互動——全球經濟治理制度建設與創新。也就是從內部的對外開放到國際的互動，最終促進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建設與創新。這裏主要涉及中國與世界最關鍵性的問題，即：究竟是內部制度與國際制度的對接，還是國際制度的內化與國內製度的國際社會化？
如果是國內製度與國際制度的對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一直是這樣做的。但是，中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等是存在的，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爆發各種各樣的排外思潮。於是，“對接”就可能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如果是後一種情況，還要分兩種情形：一種是國內製度的國際社會化，另一種是國際制度的內化。
國內製度的國際社會化，就是要用國內製度的開放使國內製度的某些要素成為國際規範、國際標準。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在某些方面已經實現了國內製度的國際社會化進程，但這還遠遠不夠。中國元素在國際制度和全球經濟治理制度建設與創新中還非常少。
而國際制度的內化過程往往是被批判的，儘管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際上已經把一部分國際制度，尤其是市場制度內化為中國的內部制度。這部分的研究非常困難，尤其是非常難把握這個度。
關於重點方向和新興領域
在新興領域裏，包括數字經濟、海洋經濟、氣候預測、高新技術等領域裏的合作，在此之前，或者説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全球經濟治理中是沒有的。這些內容回應了兩點，一點是強調戰後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沒有覆蓋這些新興領域；另一點是制度創新問題，既然這些新興領域沒有被覆蓋，那麼制度創新最大的可能就是填補這些新興領域。因此，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制度建設和創新，將是“補充性”的制度建設和創新，而不是“替代性”的制度建設和創新。
“補充性”的制度建設和創新在此前已經有了不少成果。例如，上合組織成立的時候主要是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作為經濟合作的機制，二戰結束的時候，國際體系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都沒有覆蓋中亞地區，中亞也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地緣政治存在。蘇聯解體以後，中亞成為獨立的地緣政治單位出現在世界地圖上，但傳統的體系、制度對該地區的現象缺乏規制和解釋。
中國倡導建立上合組織後，經過近20年的發展，它已經成為一個地區多邊合作機制，也填補了戰後國際制度的空白。“一帶一路”是中國倡議建立，並與相關國家合作推進的經濟發展倡議，其經過數年的發展，也已經成為一種經濟發展的合作平台和國際公共產品。從功能和性質上來看，“一帶一路”也是對戰後體系、制度的一種重要補充。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