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至5月4日，印度已連續13天日增新冠病例超30萬，全國累計確診突破2000萬人，死亡病例突破22萬人。
印度也成為繼美國之後，全球第二個確診病例超2000萬例的國家。
印度國防部長辛格正考慮在德里部署軍隊，以應對當前的新冠危機。
面對如此兇猛的疫情，印度終於放棄了16年來一直秉持的“不接受外國援助”的政策。目前已有四十多個國家向印度伸出了援手，而中國援助印度的氧氣和醫療物資的數量在各國中排名第一。
不過印度政府遮遮掩掩，並不承認自己“不接受外國援助”的政策發生了改變，只是告訴民眾，這是正常採購。
從當初莫迪政府所謂的抗疫成功到現在的哀鴻遍野，印度的好牌打得稀爛。
在中國人眼裏，印度近幾年的行為有點“失常”。印度在向外發放的旅遊小冊子上也自稱“不可思議”的國家。
2021年1月18日，新德里，印度士兵在進行印度共和國日閲兵彩排。
印度究竟怎麼了？
簡言之，中國人比較熟悉的由國大黨為主導的“尼赫魯印度”，已經變成了由印度人民黨主導的“莫迪印度”。
也可以説，當今的印度是個“三迷”國家。宗教迷信、大國迷夢和民主迷途的“三迷”國家。下面分別來説説。
文丨詹得雄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丨蒲海燕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尼赫魯之《印度的發現》
1944年，尼赫魯被英國殖民當局關進監獄，但當時已經比較明朗，英國快要讓印度獨立了。尼赫魯正好利用獄中的空閒時間來思考，印度獨立後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最後，他寫成了《印度的發現》，在印度獨立後出版。
1947年印度獨立後，尼赫魯擔任第1任總理。
這本書主要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概述了印度的古文化以及它對世界的影響，力圖樹立一個偉大國家的形象，以洗清殖民地的污名。
他追述了“吠陀印度”以來的輝煌，有意淡化歷史上印度長時間並非一個大一統國家的史實，反而刻意渲染了印度曾是中亞、東南亞的“殖民宗主國”的色彩。所以，他講了這樣一段話：“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
第二，思考了政治制度問題。
當時殖民當局已在各邦舉行了邦議會選舉，聖雄甘地和他領導的國大黨也參與了競選。
他對這種選舉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例如他説：品德高尚的人因為不屑於用種種不光彩手段競選，所以主動迴避，而品德不端、私心嚴重的人卻如魚得水，所以結果是品德差的人擁有了權力。
雖然他有此認識，但獨立時英國把自己設計的“多黨議會民主”這一套留給了印度，印度當時似乎也沒有其他的制度可以選擇。
第三，經濟制度。
印度看到兩個榜樣，一個是西方列強，另一個是蘇聯。尼赫魯對於前者的工業強盛與野蠻剝削，以及後者的發展迅速與全民平等，都有深刻印象，所以後來他定下了要建設“社會主義類型”國家的基調。
1947年印度獨立後，尼赫魯擔任第1任總理，開啓了事實上的“尼赫魯王朝”三代人的統治：尼赫魯、女兒英迪拉·甘地以及外孫拉吉夫·甘地、索尼婭·甘地夫婦。
他們的統治歷時近半個世紀，主要有三大政策：“社會主義類型”經濟、政教分離原則和國際上的不結盟。
這三大政策一度為印度在國內外贏得聲譽，但因種種原因，弊病也越來越嚴重。到90年代初，印度外匯儲備瀕臨枯竭，生產停滯，人民生活貧困，不得不變，開始經濟改革。
而一直唱對台戲的印度人民黨，以及它的前身一些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勢力（包括其黨徒刺殺了聖雄甘地的國民志願團）趁機而起，終於在事實上結束了尼赫魯王朝。
2
印度人民黨的“莫迪印度”
印度的經濟改革是在國大黨統治時期開始的，各黨雖然對此吵吵鬧鬧，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分歧。
2014年5月26日，印度新德里，莫迪（右）就任印度第15任總理。
印度人民黨的第一位總理是瓦傑帕伊（1996年上台），也是他開始把“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變為政策。2014年，莫迪上台後，印度的“三迷”（宗教迷信、大國迷夢和民主迷途）開始有點走火入魔。
第一，宗教迷信。
多黨議會民主運作的根本奧秘是必須拉一派打一派。
印度有14億人，除2億穆斯林外，其餘絕大多數是印度教徒。
印度最後一個王朝是穆斯林統治的莫卧兒王朝。印度教徒幾百年來不甘心受穆斯林統治。矛盾爆發的導火索是巴布裏清真寺。它是莫卧兒王朝開國皇帝巴布爾在1528年拆了印度教的羅摩神廟在原地建立的，一直是印度教徒心頭的痛。
所以，當印度人民黨打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這個口號時一呼百應。1992年12月6日，全國各地的印度教徒一擁而上拆毀了這個清真寺。此事引起了兩個宗教信徒之間的激烈衝突。
2002年，莫迪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長時，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在該邦發生衝突，造成至少千人死亡。莫迪本人亦因此遭到美國製裁。至此，國大黨的“政教分離”政策已成歷史，“印度教至上”的政策為印度的安定團結埋下了禍根。
宗教信仰本是人們的自由選擇，一旦變為宗教狂熱，就會惹禍。例如，為制止印度教徒與穆斯林通婚發動什麼“子宮聖戰”，或為死了一頭牛就胡亂殺害穆斯林，以及喝牛尿可治療新冠肺炎病毒等等。
第二，大國迷夢。
以印度的幅員、人口和經濟科技實力來看，要當一個世界大國並不是非分之想，是可以理解的。
1947年以後，印度一直在聲稱要當“有聲有色的大國”、與安理會5常“平起平坐的大國”、世界“領導性大國”等等。最近，因為印度有製造疫苗的優勢，又説要用疫苗“拯救全世界”。印度網民揶揄説：“印度要拯救世界，這事世界知道嗎？”
有大國雄心是好事，但要做個像樣的大國，首先要把國內搞好，同時善待世界各國，特別是鄰國。
如果國內廣大百姓依然貧困（據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統計，在疫情打擊下，印度的貧困人口增加了7500萬，佔全球貧困人口增量的60%），卻想充當南亞和印度洋的“支配力量”，欺壓鄰國，還要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樣的大國別人服嗎？
目前，被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弄得有點暈乎乎的印度本國精英們常常口無遮攔，實際上有損印度的自身形象。
當然也有頭腦清醒的人，例如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梅農説：“只有成為強大、繁榮、現代的印度，印度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否則就是本未倒置。在國內民眾生活困苦的情況下，所謂的世界強國沒有任何意義。”
第三，民主迷途。
現在，西方國家實際上熱心同中國做生意，卻又熱捧“印度民主”。
美國領導人定位美印之間是“世界上最發達民主國家”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民主國家”的關係，印度聽了心裏很受用，並以同西方有相同價值觀而沾沾自喜。
印度自1948年建國以來，議會里永遠吵吵鬧鬧。對於經濟改革最迫切的，關於土地、用工和税收三大改革的提案，要麼久吵不決，要麼通過一個不明不白的東西讓人難以執行。這種“印式民主”同“西方民主”除了形式上相似外並無多少共同之處。
莫迪第二任期一開始，就強力壓制反對力量。2019年8月對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強力管控，2019年底又推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不給一部分穆斯林身份證，引發美國國會不滿。
印度有教授指出，中國有對民主的獨立思考，所以擁有適合自己的民主；而“印式民主”雖極力向“西方民主”靠攏，卻永遠被西方認為不達標。現在西方誇獎“印度民主”，只是利用印度的虛榮心，企圖把印度納入“制華反華”的軌道上去，對印度並無好處。
印式民主很難辦實事，已是世所公知的事實。印度人已經在問：為什麼印度不能像中國一樣扶貧？所以，“三迷”的印度儘管自我感覺良好，但隱藏着很多矛盾和危機，而且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暴露出來。
3
打破“不結盟”後的“準不結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度的尼赫魯、印尼的蘇加諾、埃及的納賽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以及南斯拉夫的鐵托，是高舉“不結盟”旗幟的風雲人物。他們是反對殖民主義的旗手，在“冷戰”的兩大陣營之間尋找自己合適的位置，同時又維護本國的獨立、主權和利益。
2021年1月28日，印度新德里濃霧瀰漫。
印度雖然“不結盟”，但實際上偏向蘇聯，從它那裏得到很多援助，武器裝備主要從蘇聯獲得。印度外交政策的轉變，是自蘇聯瓦解時開始的，現在明顯向美國靠攏。
印美之間是互相需要的。
美國需要一個形式上“民主”的大國印度，來為矛頭指向中國的“印太”戰略增添合法性和分量。
失去蘇聯之後，印度對中國有“戰略疑慮”，所以很需要依仗美國來“平衡”中國。這樣在投資、軍備、科技等方面能得到儘可能多的實惠。俄羅斯對印度的重要性雖然已經下降，但迄今仍是印度獲得軍事裝備的重要來源，所以還得維護一定關係，並以此獲得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印度外長蘇傑生去年9月推出他的新書《印度之路：應對未知世界的策略》。書中説：“我外交生涯的前半部分由兩個地緣政治現實主導着：冷戰與政治伊斯蘭的崛起，這兩股力量共同加速了蘇聯解體。我的後半部分外交生涯則見證了，印度如何接受和適應蘇聯解體導致的政治劇變。最終，印度從根本上重塑了與美國的關係。但是，與此同時要面對東方又一個能影響全球的新強權（中國）的崛起。”他還強調了印度在印度洋中的“中心性”，即主宰力量。
在打破“不結盟教條”後，印度也不會跟誰結盟，可以説是實行“準不結盟”。印度的行動方針是：
一是講究現實主義；
二是外交為經濟發展服務；
三是交好多個玩家；
四是敢於冒險，拿到高回報；
五是正確理解大勢，找準機遇和挑戰。
在談到印中關係時，他認為印度必須像其他國家一樣找到自己抵抗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要有長期的心理準備以尋求“平衡”。
今年1月28日，蘇傑生又提出了印中“合作與競爭”關係的“三個決定因素”（相互尊重、相互敏感、相互利益）和“八項基本主張”：全面尊重並落實雙邊現有協議；尊重並遵守邊境實控線現狀；承認“多極亞洲”是多極化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作為崛起的力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抱負，應彼此尊重對方的發展追求；分歧總會存在，但管控分歧對雙邊關係至關重要；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家必須始終放眼長遠。”他還強調：“歸根到底，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對等的。”
外交語言總是冠冕堂皇的，行動才能看出真正用心。印度現在依仗美國、攏住俄羅斯、結夥歐日澳以“平衡”中國的外交態勢是很明顯的。但在最近的美日澳印四方首腦安全會談中，媒體注意到印度的用詞（文件中加入“包容”一詞）表現出了同美日澳的“温差”，為印中關係留有餘地。
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2017年的洞朗對峙以及去年的拉達克班公湖事件，究竟是印度中央政府為配合特朗普的反華需要而實行的有計劃、有預謀、精心籌劃的“戰略進攻”呢，還是前線部隊的“冒進”之舉？
這個問題除非有可靠的證據，很難説清楚。若説是精心策劃，那麼印方早就應該儲備大量的過冬物資，不至於臨時抱佛腳。
據印度媒體透露，有一種可能是一些前線軍官立功心切，希望有所行動；也有可能是非正規軍的“印藏邊境警察”（屬內政部）和“特種邊境部隊”（屬內閣研究分析處）一些人的擅自行為，這些雜牌軍的軍人很多是流亡藏人，沒有印度國籍。
不管怎樣，目前邊境局勢有所緩和，印度又放風要中國去投資。對於這樣一個説變就變的國家，中國一定會吸取教訓，但又不能主動把印度推向敵對的方向去。
中印關係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美、中俄關系的一部分。鄰居搬不走，我們只能耐心地同這樣一個“麻煩製造者”打交道，爭取友好，多做老百姓的交流，但不怕翻臉，為最壞的可能做好一切準備。
4
印度文化中的實用主義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呈現頹勢，各國都在考慮發揚傳統文化來支持現代化的進程，以確立本國的身份認同和國際地位。印度在這個時候提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顯然也有此目的。
每一種傳統文化中都有精華與糟粕，印度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如果你走進一個印度教徒的家庭，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敬老愛幼的氣氛同中國差不多。印度老百姓善良、寬容、儉樸、健談和好相處的品性，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但是涉及執政理念，則又給人一種缺乏原則性、重術不重道的感覺。例如孔雀王朝時代的戰略家考底利耶在《政事論》中寫道：“國際關係是一種以征服者為中心的動態等級體系，直接鄰國是天然的敵人，而敵人的敵人又是天然的朋友。”
在史詩《摩訶婆羅多》中，導師毗濕摩教導説：“一切正法以軍隊為根基。眾生以正法為根基。在這世上，不壓迫其他人，國庫怎麼能充實？軍隊怎麼能維持？為此目的壓迫其他人，不算錯誤，為了祭祀，也會在祭祀過程中做不該做的事。”
在吠陀經裏，有“正法”和“王法”兩個概念。正法是最高神“梵”的意志，梵又通過國王去執行“王法”。正法可以理解為“天理”，這個理要保證種姓制度中4個種姓之間的“平衡”，而非“平等”。國王的“王法”為維持這種“平衡”，有時可以違背“正法”。正法還有此一時與彼一時的正法。
這種自身就比較模糊的概念為執政者的“實用主義”“我欲即我理”開了方便之門，當他們要違法時，似乎也是合法的，比如下架中國軟件為印度軟件讓路。
從中，我們似乎可以琢磨出為什麼“臉説變就變”的理論根據。既然印度現在定印度教於一尊，我們就不得不瞭解這種宗教的理念到底是什麼；既然他們公開講“講究現實主義”、“敢於冒險，拿到高回報”，我們就不能總以常人之心去理解他們了。
總之，隨着美國的衰落，當今世界可以説是“新戰國”時代。不僅要做好自己的事，知己知彼，方能應對自如。對於印度這樣的鄰國，我們力爭友好，這樣對兩國最有利，但也不能太天真，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做好最壞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