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盯他的時候，他也派人盯我們。”山西太原“小四毛”任愛軍涉黑案專案組一名負責人説，偵辦案件的近一年時間裏，他每天回家都小心翼翼，不敢去家和單位之外的任何地方。
“70後”任愛軍是山西黑道赫赫有名的人物。20多年間，他多次入獄，兩次被判無期徒刑。服刑期間，他在獄中住單間、開小灶、用冰箱、用電腦，享受“帝王”待遇，還曾7次違規減刑。2018年，“小四毛”黑社會組織再次被打掉，牽出93名“保護傘”，山西省監獄系統的領導幹部為此“倒下一片”。
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接近尾聲，這起罕見的涉黑型、系統性、塌方式司法腐敗窩案，給我們敲響警鐘：要加強“高牆內”執行環節監督管理，避免非法減刑、紙面服刑。
服刑相當於住賓館
在監獄裏住單間、設小灶、用冰箱、玩電腦、用手機，甚至還有專門儲存東西的倉庫，這些在外人看來不可能發生的事，成為任愛軍服刑期間的“常規操作”。“他服刑相當於住賓館，別人都是服務員。”辦案人員説。
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嗜賭成性的任愛軍在獄中甚至還用電腦參與賭博，涉及賭資上千萬元。在汾陽監獄服刑期間，任愛軍酒後無故毆打同監獄服刑人員王某，因為監獄處理不公，王某自焚，導致全身90%面積燒傷。
1972年出生的任愛軍別名“小四毛”，是山西臭名昭著、全國廣泛關注的黑社會組織主犯，在20世紀90年代就是太原的黑道“新貴”。
據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查證，任愛軍1988年4月即因傷害他人被公安機關行政處罰。1994年12月又因參與搶劫、故意傷害、流氓犯罪，被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1995年9月，任愛軍保外就醫後，糾集刑滿釋放、解教人員和社會閒散人員，開設賭局、聚眾賭博以聚斂錢財，並逐步擴大組織規模，購買槍支彈藥和車輛，有組織地實施非法拘禁、敲詐勒索，毆打行政執法人員。
2003年，被告人任愛軍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被判處無期徒刑，2013年6月28日提前減刑釋放。
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長朱萬君説，任愛軍二次出獄前，積極籠絡其他服刑人員，出獄後又迅速糾集、拉攏張天舒、任曉浩、張貴保等多人，以親友、獄友等為紐帶，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繼續獲得經濟利益，樹立強勢地位，再次形成黑社會性質組織。
辦案人員介紹，任愛軍借用善林資產管理公司和其實際控制的山西仁嘉實業公司、北京雲奇峯亞訊科技公司、岢嵐縣集通集運公司等名義，採用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實施尋釁滋事、強迫交易、非法拘禁、故意傷害、非法侵入住宅、幫助毀滅證據等違法犯罪活動，攫取了鉅額經濟利益，並用以支持該組織活動。
“任愛軍第二次出獄後違法手段相對隱蔽，從過去的暴力搶劫、傷害，演變為利用自己惡名威脅他人的‘軟暴力’方式，並打算依靠公司運作來洗白自己的身份和黑資產。”太原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李國濤説。
2018年2月，山西省公安廳對外通報，以任愛軍為首的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團伙，被太原警方再次成功打掉。公安機關在偵查期間共抓獲犯罪嫌疑人42人，繳獲槍支7支及大量管制刀具、電警棍、對講機等作案工具，凍結追繳涉案資金1444.2萬元，查封北京、太原等地房產25套，扣押轎車13輛。
把“減刑”用到極致
2018年3月初，山西省委政法委接省、市兩級公安機關報告和羣眾舉報，反映“小四毛”任愛軍在1994年和2003年兩次服刑期間，存在內外勾連、弄虛作假、枉法減刑等問題。
相關部門隨即成立專案核查組，正式開展核查工作。經過對任愛軍兩次服刑期間的七次減刑逐一複查，發現每起減刑均不同程度存在偽造立功材料、虛構在監表現等情形；相關政法單位在此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存在弄虛作假、虛位監督、徇私舞弊等問題。
1994年，任愛軍被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任愛軍上訴後，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合議庭在對其虛假立功材料沒有核實的情況下，二審改判為有期徒刑6年。在任愛軍首次服刑期間，太原市第一監獄為其出具虛假保外就醫意見和重大立功材料，先後保外就醫1年、減刑2年6個月。任愛軍入監服刑時間僅7個月。
2001年，任愛軍因涉嫌綁架罪被逮捕，2003年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7項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先後在汾陽監獄、晉中監獄、臨汾監獄、曲沃監獄服刑改造。
調查發現，任愛軍服刑期間把減刑用到了極致，基本上是能減必減，且每次都是頂格去減。他申請減刑的方式有兩種：監獄改造獲取積分和重大立功。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從入獄到出獄，任愛軍有4次常規減刑和兩次重大立功記錄。
“正常來説，提請減刑後，兩年之內不能第二次提出。任愛軍則交叉進行，利用積分減刑後，馬上換地方，再進行立功減刑。”專案組有關工作人員説。
任愛軍通過電話等方式，與前妻張天舒等人保持密切聯繫，在他服刑期間，張天舒在外到處奔走、籌集資金，協助違規減刑事宜。
律師郝某則通過檢察院有關領導，認識山西省監獄管理局時任分管副局長、負責減刑相關處室的處長，又通過其他老鄉，不斷打招呼。經過關照，任愛軍在監獄裏表現糟糕，積分卻多到用不完。
毆打服刑人員王某事件發生後，任愛軍不但沒有受到懲罰，還藉此調換到晉中監獄，並提交了減刑申請，刑期由無期減為18年。按照當時的規定，涉黑涉惡的重刑犯，需要不斷更換監獄關押，這點被任愛軍充分利用，逢換必減。
晉中監獄用汾陽監獄弄虛作假給予任愛軍的獎勵積分，和相關偽造的減刑證明材料，提請將其刑期由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臨汾監獄以晉中監獄認定的任愛軍具有重大立功表現為由，提請對罪犯減去有期徒刑3年。
常規減刑不到週期，任愛軍就申請重大立功。2011年，任愛軍檢舉了一起獄外命案。事實上，這起命案在2004年和2007年分別被同監獄的犯人檢舉過，等到任愛軍檢舉時，監獄才將材料轉到公安部門。別人舉報過的事，又成為任愛軍重大立功的理由。
在服刑期間，任愛軍不服管教，嚴重違反監規，充當牢頭獄霸。對其嚴重違反監規行為，監獄不僅不予懲處，反而多次為其記功、表揚，報請減刑。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合議庭對相關減刑材料審查把關不嚴，將任愛軍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18年；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涉案法官徇私枉法，分別三次裁定減去其有期徒刑1年8個月、2年、1年10個月23天。自無期徒刑判決生效至2013年6月刑滿釋放，任愛軍實際服刑僅10年2個月。
專案核查組核查，任愛軍服刑期間現實表現與監獄考核結果不符，記功、減刑、重大立功等涉嫌作假。
2018年9月，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和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臨汾市中級人民法院分別作出撤銷被告人任愛軍減刑的刑事裁定，對其恢復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019年，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任愛軍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尋釁滋事罪，故意傷害罪，強迫交易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與先前所判刑罰數罪併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其他被告人，根據所犯罪行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5年到2年6個月不等的刑罰。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維持原判決。
利用關押場所變化，規避減刑程序違法被發現的“風險”
對任愛軍違法減刑問題調查過程中，專案核查組發現，相關政法單位不同程度存在弄虛作假、虛位監督、徇私舞弊等問題。
2018年4月，山西省委常委會專題研究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深挖“保護傘”、嚴懲涉黑涉惡腐敗問題。山西省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迅速協調省紀委監委，啓動涉黑涉惡“保護傘”及腐敗問題線索快速移送機制，嚴肅查處任愛軍涉黑團伙背後的“保護傘”及腐敗問題。
任愛軍涉黑案件查辦期間，山西省委政法委共召開專題會議7次，多次赴5市30多家單位調查，調閲案卷材料50餘卷，談話調查60餘人，製作談話筆錄30餘份。
經查，任愛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共查處涉案違紀違法人員93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91人，律師1人，其他社會人員1人。國家工作人員中，監獄系統58人、法院系統15人、檢察系統8人、公安系統10人。
山西省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説，這是一起監獄、法院、檢察、公安系統人員和“黑”律師交織的司法腐敗窩案。
目前，查處人員中有12人涉刑事犯罪，其中4人為廳級幹部，案件均已審判終結，相關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至8年6個月不等刑罰；另有32人被給予黨紀政務撤職以上重處分，47人被給予黨紀政紀嚴肅處理。
記者調查發現，任愛軍違規減刑窩案，暴露司法系統部分領域“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為濫用職權提供土壤。部分領導幹部知法犯法，以程序規避監督。
以山西省監獄管理系統為例，從省局領導到監區領導，多由系統內部產生，他們以老鄉、同學等關係為紐帶結成圈子，相互依託。
辦案人員表示，時任山西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王偉，多次主動給下面的監獄打招呼，有時甚至催促監獄儘快給“小四毛”辦理減刑材料。
“曾經的堅持原則，讓步於打招呼請託，導致發生濫用職權的行為，為‘小四毛’違規減刑提供了幫助。”山西省監獄管理局原副巡視員高奇在懺悔書中寫道。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減刑必須公示，接受監督。任愛軍在汾陽監獄不服管教、嚴重違反監規、充當牢頭獄霸等表現，全監獄人所共知，如果在本監獄公示，必遭質疑。
為規避“風險”，山西省監獄管理局將任愛軍調換到晉中監獄關押，並指令由汾陽監獄準備減刑材料，由晉中監獄提出減刑意見。最後，晉中監獄用汾陽監獄弄虛作假給予任愛軍的獎勵積分和相關偽造的減刑證明材料，提請將其刑期由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
與監獄管理局裏應外合，利用關押場所變化，規避減刑程序違法、作假被發現的“風險”。任愛軍其他數次常規減刑和重大立功減刑，也都是利用這種手段。
按照程序，對於犯罪分子的減刑，執行機關首先向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提出減刑建議書；然後人民法院進行審理，對確有悔改或立功事實的，裁定予以減刑。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應起到審判監督作用的法院和檢察院也層層放水，從院長、分管院長、法庭庭長到主審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專案組工作人員表示，在任愛軍等人錢色利誘和黑惡勢力威脅下，監獄管理系統一些民警為了得到蠅頭小利，主動為任愛軍在監獄內開單間、設小灶，給其使用電腦和手機提供便利，並縱容其與外界聯繫減刑事宜。有的民警甚至以為任愛軍減刑出力為榮，甘當“馬前卒”，競相主動為他辦事。
避免掃黑在“最後一公里”放水
多年來，公安部門偵辦、法院審判的案件中，除正常的監督機制外，還面臨受害者、原被告和社會的監督。而執行的環節處在“高牆之內”，缺少社會和被害者的監督，一旦程序監督失靈，枉法現象將難以避免。
近期媒體曝光的內蒙古“巴圖孟和案”“王韻虹案”等“紙面服刑”案件，也都是如此，他們同樣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這些案件的共同特點，都是在社會視線難以關注到的“高牆內”，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對罪犯暫予監外執行，使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後，未被依法送交監獄執行刑罰，或者在送交之後不久就被“保外”出獄，造成判處刑罰全部或絕大部分在“紙面”上完成。
隨着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向縱深推進，大批黑惡勢力人員將被判刑投監，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避免公平正義在“高牆內”退步，保障掃黑效果，必須加強監獄等執行環節的監督管理，讓陽光照耀“高牆”，讓犯罪分子得到應有懲罰。
一是進一步加大對黑惡勢力背後“關係網”“保護傘”的查處力度，同時斷絕其經濟基礎，避免黑惡勢力“死灰復燃”“東山再起”。
專案組民警表示，一開始“小四毛”黑社會組織的“保護傘”未揪出，犯罪資金沒有徹底摧毀，導致其出獄後很快死灰復燃。任愛軍出獄後，先後以實際出資人身份參與多家公司生產經營，投資金額高達3000餘萬元。
太原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路效國表示，要進一步加大黑惡勢力背後“關係網”“保護傘”查處力度，同時打財斷血、摧毀其經濟基礎，謹防黑惡勢力二次坐大成勢。
二是避免“重打”“重判”“輕坐”，在“最後一公里”放水。
“小四毛”減刑釋放後，引起極其強烈的社會反響，對政府和司法機關公信力產生極大損害。“任愛軍二次出獄時，很多人開着豪車轟轟烈烈前去迎接，這裏面有曾經跟隨過他的人，也有想利用他惡名幹事的人。這在當時產生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李國濤説。
“小四毛”專案組辦案人員認為，掃黑除惡鬥爭中，必須堅持嚴打、嚴判，加大在執行環節的監督力度，避免“重打”“重判”“輕坐”，避免掃黑在“最後一公里”放水。
三是加強基層組織建設，避免部分人員違紀違法，其他人員充當“稻草人”。
在任愛軍減刑問題上，山西省監獄管理系統從省監獄管理局局長、分管副局長、重要處室部門負責人，到監獄長、監區長、監獄管教民警，大量人員違紀違法，形成系統性腐敗。他們在金錢女色誘惑和黑惡勢力威懾面前，喪失了政治信念和立場，曲解法律、徇私枉法，為任愛軍減刑創造條件。
而監獄系統其他民警則睜隻眼閉隻眼，充當老好人、“稻草人”。一些民警由於常年工作在相對封閉的監獄環境，思想禁錮、不思進取，“熬日子”“混飯吃”思想嚴重。
受訪者表示，滋生黑惡勢力的地方，往往就是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的區域，必然存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等問題。只有充分發揮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真正落實基層黨建工作責任制，履行第一責任人職責，才能築起拒腐防變的堅固防線。
四是彌補制度漏洞，強化監督手段，避免制度“空轉”。
受訪者表示，從任愛軍非法減刑案中可以看出，有的關鍵環節存在制度漏洞。2003年，山西省監獄管理局為了便於監獄管理和改造危頑罪犯，形成了一項對涉黑類罪犯集中輪換關押場所的不成文規定，這在實際執行中，卻成為規避公示、違規減刑的手段。
辦案人員表示，任愛軍在每個監獄服刑期間，均存在嚴重違反監規行徑，卻頻繁被監獄給予記功、表揚，並確定為監獄改造積極分子。為避免在本監獄提請減刑引起其他民警和服刑人員公憤，省監獄管理局遂按照這項不成文規定，將任愛軍先後三次調換服刑關押監獄。
山西省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説，任愛軍利用虛假記功、表揚、重大立功等實現七次減刑，集中暴露了執法司法工作中的漏洞，必須完善“不能腐”的執法司法制度體系，堅決杜絕減刑假釋等環節出現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等問題，確保做到對所有犯罪分子不姑息、不放縱。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孫亮全、王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