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東方網
原標題：若特朗普勝選，美國外交政策對世界意味着什麼？
據路透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報道，當地時間6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將高級助手召集至白宮。最近多份民調數據顯示，特朗普在“主戰場”搖擺州的支持率遠不如2016年，使其11月的連任前景不甚明朗。
當天，特朗普競選團隊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宣佈，他們將於下週正式重啓面對面的競選活動。
（圖説：抗議者聚集在白宮外，呼籲關注弗洛伊德之死背後的族裔矛盾。圖/路透社）
距離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僅剩下不到5個月的時間，影響特朗普連任的因素有哪些？對我們而言更值得追問的是，假使特朗普連任，他的外交策略是否將對中美關係產生新的影響？
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對話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傳興。
2020年開端，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勢頭在美國仍未趨緩的背景下，明尼阿波利斯市黑人平民弗洛伊德疑似死於警察暴力執法，全美抗議浪潮就此點燃。這是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變數，也增加了美國大選結果的不確定性。
關於特朗普能否連任的討論被分為兩派。
在一些人看來，特朗普宣稱要動用軍事力量平息騷亂，反而有利於他的連任：1960年，正是在族裔矛盾激化、城市犯罪率暴增的情況下，共和黨鼓動白人對抗情緒的策略佔得上風，尼克松1968年上台時，正是以“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為競選主題。
但也有分析稱，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政治騷亂對特朗普來説，或許弊大於利。強調“法律與秩序”對挑戰者來説是有力的宣言，但對於謀求連任者而言，卻反證了動盪的存在。
（圖説：6月2日，“弗洛伊德之死”抗議者走上街頭。圖/AP）
縱相新聞：目前看來，影響特朗普連任的因素有哪些？
王傳興：觀察2020年的美國大選，可能最重要的還是看美國政治的根本變化。
最近幾年實際上出現了一種情況，就是國際政治的轉型跟美國國內政治的轉型疊加在了一起。這兩個因素應該會對競選起到很大影響。
從美國國內政治來講，2016年的總統選舉最終還是以搖擺州定乾坤，好幾個民主黨陣營州都倒戈向共和黨，那麼今年它們是否會回擺？
我們在觀察中期選舉時應該已經注意到了，有幾個搖擺州出現了反轉，這個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應該觀察民粹化勢力在搖擺州是否有新發展。
按道理説，如果沒有最近國內政治一些劇烈的動盪和變化，可能人們會認為特朗普今年勝選的概率會比上一次更高。但在近期發生的“雙抗（抗疫和抗議）”上面，他的應對出了很多問題。
此前在白宮附近暴發示威遊行時，特朗普躲進了地堡，對於他的個性而言可能會造成屈辱感，所以他後來立即宣佈要採取軍事鎮壓。這跟美國核心的憲政架構或者價值理念是有衝突的。
我們也注意到，最近美國共和黨內部的一些精英階層和權勢集團已經做出了回應。“弗洛伊德之死”對他的影響，反過來可能比抗疫的影響更大。
另外，在某種意義上講，2020年的美國大選很可能會跟國際政治捆綁到一起。如果沒有發生什麼驚天的逆轉，毫無疑問中國會被迫與美國的國內政治捆綁到一起。
縱相新聞：若特朗普連任，他會選擇延續哪些重點政策？對中美外交還將造成哪些更深層的影響？
王傳興：這裏我想補充一點，其實美國這個國家從價值來講是一個矛盾體，它既有包容性，又有排他性。
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包容性貫穿了美國的歷史。但是從排他性來講，我們發現不管是美國的政治精英，還是學院派，他們實際上有一個非常核心的觀點就是有“內外之分”。
美國國防部高層最近提出，“要為中美超級大國馬拉松做準備”，系統分析了中美關係與冷戰期間美蘇關係的異同。
（圖説：6月1日，特朗普就弗洛伊德事件發表國民講話。圖/路透社）
因此，特朗普如果勝選的話，中國可能會被迫進入一個戰略競爭的階段。既然是戰略競爭，我覺得從時間上看，帶來的可能是幾代人的影響；從領域上看，更多影響的是技術、人文、經貿、意識形態、軍事安全等領域。
另一方面，儘管美國兩黨還很難説已完全達成對華戰略共識，但經過特朗普的三年多當政，美國對華社會基礎已總體惡化，因此必然會影響到拜登的對華政策。
作為建制派，無論內政外交，總體上説，拜登更可能遵守政治“規矩”，因而中美更可能進行正常對話，從而進行符合雙方利益的互動。
縱相新聞：説到對外政策，有美國學者認為，特朗普的談判方式犧牲了一些對經濟或者政治的長期利益，來獲得一些短期的利益。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嗎？
王傳興：特朗普目前應該可以歸類到一個比較偏執型的領導人，他其實有個特點，就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行事風格。他目前的外交團隊，應該是中美兩國建交以來最具鷹派色彩的團隊。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特朗普想要獲得什麼短期利益？他的短期利益是作為美國國家的短期利益，還是他作為一個領導人的短期利益？這兩者是有根本區別的。
如果説他的短期利益純粹是為了他個人的政治目的，我們可以説他的外交手段沒有策略，但問題是他現在採取的對外戰略或者對華戰略，應該還是放在中美競爭的大框架裏面來看。
這一屆美國政府的底色是什麼，其實特朗普已經回答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美國優先。在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對外戰略，尤其是對華戰略，都需要建立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解。換句話説，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策略和手段都是為目的服務的。有時我們甚至可以説，他的缺乏策略和手段本身就是一種策略和手段。
縱相新聞：以特朗普為首的民粹主義一旦崛起，是否很難消退？為何他的逆全球化思路在當下得到了認可？
王傳興：民粹主義的崛起和消退肯定要從根源上去找答案，因為單純從現象上來講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從歷史規律上來講，民粹主義作為一種運動也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也罷、作為一種主張也罷，甚至作為一種政策也罷，它必然是會消退的。
那麼它一旦崛起是否能夠輕易消退？我覺得根源上還是要回歸到美國國內政治。
我們知道，最近十年以來，美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內部重組。從歷史上看，這種重組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例如1890年代的人民黨運動和1930年代休伊·朗的“共同財富計劃”。
（圖説：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長、民粹主義政治家休伊·朗。圖/NPR）
但像現在美國面臨的政治，應該説比之前歷次都更復雜，為什麼？因為這一次不僅僅是精英和大眾的對立，還有白人和非白人的對立、左翼和右翼的對立。這幾個疊加會使局勢更加激烈。
我個人認為，這次民粹主義的消退將會經歷比較長的時間，不管下一任總統是特朗普還是拜登，要彌合美國社會的對立，應該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事情。
所謂“逆全球化”這個説法本身可能存在邏輯漏洞。
全球化的發展主要是取決於一個社會互動的能力，即社會互動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因為技術迅猛的發展，有些東西是阻擋不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逆全球化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大家現在提到逆全球化這個説法，更多是從政治邏輯的角度去討論。
也就是説，全球化內在邏輯有兩套：一套是基於物質技術和社會技術的互動能力的邏輯，一套是政治互動的邏輯。而政治互動的邏輯始終是一個動態平衡，就像波浪的高低一樣，動態平衡過程裏面肯定會有起伏，但大趨勢是往前走的。
為什麼這一次的動態平衡就會讓人們提到逆全球化的表述？
我們可以回溯歷史：19世紀中後期，由於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不再適用，英國廢除了《航海法案》和《穀物法》，陸續與其他國家簽訂降低關税的雙邊貿易協定。這也推動了全球化經濟第一個迅速發展的階段。
但後來隨着德國、美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英國重新收縮了自由貿易政策，進入貿易保護時期，撿起了“帝國特惠制”這麼一個武器。
而這一次，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美國在全球化動態博弈的過程中備受關注。
因此，關於逆全球化的問題我覺得應當從雙重邏輯去觀察，美國政府的做法更多還是回到美國優先，但是並不意味着美國要退出全球化的進程。所以這一次人類是不是有智慧，能夠跳出這個坑，是我們這代人面臨的一個嚴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