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羣內發生糾紛，羣主該不該擔責？近期，廣州司法機關公佈的3宗名譽權糾紛案件，讓“羣主”這個身份成為熱議焦點。
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當前，微信羣成為羣體集體交流溝通的主要方式之一，為各類團體的交流提供了極大便利，但圍繞微信羣聊發生的侵權案件糾紛也日益增多。在廣州司法機關公佈的3宗案件中，有些情況法院認定羣主該擔責，有些情況則認為羣主無責。無論如何，這都給廣大網友提了個醒：別以為羣主不是個“官”，就可以不“管”，該擔的責還得擔起來。
一般來説，微信羣是個鬆散的羣體，建羣很容易，解散也非常容易。人們對待微信羣的態度往往很隨意，除非是有商業目的的羣或者特定工作羣，許多羣主都是“無為而治”，更別説什麼明確的規章制度了。因此，人們往往意識不到羣主應該承擔何種管理職能。
實際上，微信羣也是一個網絡社羣，是現實羣體的網絡投射，在線下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規在線上同樣需要遵守，在線下適用的社交禮儀也同樣適用於線上。
一方面，互聯網大大增加了人們交流的便捷度，在現實中很難發生聯繫的人，在網絡上卻可以通過微信羣等媒介直接交流。這種陌生人、半陌生人之間的溝通，是傳統社會社交所缺乏的經驗。如何與“陌生人”交往，成為網絡時代給每個網民出的一道命題。
另一方面，網絡的匿名性讓人們的表達更直接、更少顧忌，許多人在現實生活中温和有禮，到了線上卻可能尖刻蠻橫。線上社交缺少了禮儀的潤滑，變得粗糙生澀，自然容易發生摩擦。
此外，網絡交流以文字為主，人的表情、語氣、肢體語言等都在比特洪流中被抹去了，這也導致大量互動信息都無法抵達對方。即使是熟人社交，也很難像面對面交流那樣表情達意。
這就導致微信羣交流與現實社羣交流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而羣主的管理職能與線下社羣的管理者，也有着顯著差異。一些羣主延續了線下組織管理權限，另一些羣主則是自我賦權，對羣成員並沒有太大的約束力。這就使得羣主和羣主之間差異巨大，其責任範疇自然不可一概而論。
但是，《互聯網羣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明確了羣主的責任底線：互聯網羣組建立者、管理者應當履行羣組管理責任，依據法律法規、用户協議和平台公約，規範羣組網絡行為和信息發佈，構建文明有序的網絡羣體空間。
不妨來看看幾個與微信羣有關的案例。廣東清遠一位微信羣羣主，在羣內組織野泳，結果一名隊員溺亡。事後，溺亡隊員親屬將羣主起訴至法院。法院認為，溺亡者自身負主要責任，野泳活動的組織者、微信羣羣主對羣成員未完全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酌情賠償3萬元。
在某物業公司建立的業主微信羣裏，有多名小區業主長期頻繁惡意辱罵某業主。被罵業主認為物業公司的不當行為是其名譽受損的重要原因，將物業公司訴至法院。綜合案件情況，法院認定物業公司未盡到注意義務，導致涉案侵權行為不能及時被制止，故應當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判定物業公司向受害業主道歉。
可以看出，在這些案例中，法院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也綜合考慮了線上線下社羣的區別，酌情裁定了微信羣主應該承擔的責任，考慮到了羣主的實際能力，為確定羣主責任提供了重要參考座標。
討論羣主的管理責任，是探索網絡社羣自治的一部分。而網絡社羣自治，不光是羣主的責任，也是所有羣成員的責任。無論實際情況如何改變，遵守法律法規、尊重公序良俗都是共性要求，無論是羣主還是羣成員，都應該努力做到。
羣主身為羣管理者，理應維護羣內討論秩序，比普通成員承擔更多的責任。羣主的責任和義務，還需要在網絡治理實踐中，逐漸探索明確。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