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榮林的別墅在長命村下轄的自然村港東村，村裏只有21户人家，幾乎家家都姓朱，家家都住別墅，村子臨近正在申遺的良渚遺址，還是“美麗鄉村”的典型，因此別墅的外面都用嶄新的瓷片裝飾，柏油馬路鋪到了每家門口。到了晚上，村裏四處都籠罩在路燈柔和的光輝下。◆患癌之後想到抱團養老朱榮林家的三層別墅是2010年時花200萬元蓋的，總面積有約500平方米，屋前是一個大院子，屋後有半畝地，用來種韭菜、四季豆、茄子、上海青還有番茄。旁邊的雞棚還養了9只雞，每天都在菜地後面的樹林裏走動啄食。屋子西邊風景更佳，近處是竹林，遠處有羣山。朱榮林夫婦有一兒一女，兒子47歲，在證券公司工作，女兒50歲，在杭州某服裝城工作。兒女如今每年有數十萬元的收入，都有獨立的住房。朱榮林從學校退休後，老兩口來到杭州城區，住在兒子為他們購買的一幢90平方米的房子裏。但“葉落歸根”更符合朱榮林的想法，於是在2010年，由兒子出資，朱榮林將原來的朱家老屋拆除，隨後在宅基地上蓋起了這幢別墅。“當時就想一步到位，每個房間都要有獨立衞生間，還要建成歐式風格的。”朱榮林説。
“葉落歸根”之後，朱榮林就再也不想回城裏住了。城裏的房子怎麼住他都嫌小，叔伯兄弟都住在村子裏，遠比住在杭州的鋼筋森林裏開心。每週日下午，兒子女兒都會來村裏探望父母。2016年，朱榮林罹患膀胱癌，所幸發現得很早，在做完手術後，朱榮林就回了家。但癌症對他的心理打擊非常大，朱榮林開始變得有些抑鬱。老伴王桂芬都看在眼裏，“當時，就感覺他每天躺在沙發上無所事事，你稍微勸勸他，他就會對你發無名火。我們兩個老人，吃也吃不了什麼東西，每天中午只能包點餃子吃，孤獨寂寞，每天大眼瞪小眼。”
王桂芬感覺老伴再這樣下去不行。正巧，她從報上讀到，餘杭的張阿姨實踐的抱團養老實驗失敗了，“她是失敗了，要不我們家來試試？”王桂芬把報紙遞給老伴一看，説出了自己的想法，他點了點頭，“多一點人在一起，至少菜也能多吃兩道呀。”週末聚會上，二老立刻把抱團養老的想法和子女説，兒女都很支持，他們唯一的要求是，這些來養老的老人最好在週日時回家，把房子騰出來，讓朱家人享受天倫之樂。◆走了兩對 無可奈何朱榮林和王桂芬還是先抱着審慎的態度到了張阿姨家，瞭解她失敗的原因。原來，和張阿姨同住的是兩位寡居婦女，三個女人要共用一個洗手間，張阿姨還要帶她的狗在洗手間裏洗澡，“洗手間的問題是矛盾的根源，但我想，歸根到底，還是大家不夠包容。”朱榮林覺得，自己家中每個房間都有獨立衞生間，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於是，老倆口在去年邀請了當地記者來到家中採訪，並提出想要抱團養老的想法。“我們提出來要招4到5對老夫妻，不希望是獨居老人，經濟上不能太計較，語言方面要多包容，年齡在六七十歲最好，因為我們想輪值燒早飯、買菜，年齡太大或身體不好，走不動路去買菜，就很難辦了。”朱榮林説，短短一週內他們就收到了100多對老夫妻的申請，因為規定這些老人週日要回家，他們只能選杭州本地人。接下來的一個多月，朱榮林、王桂芬還有兒子女兒進行了四五次“面試”，每次都是帶着老人們一起去農家樂吃吃飯、聊聊天，吃飯是AA制，下午有空時，就和老人打打麻將，看看“牌品”。起先，這幢農家別墅裏的生活充滿趣意，久居在城市裏的老人，在朱家的菜地裏摘菜摘瓜，餵雞餵狗，上午做做菜，下午打打麻將。但正如把《矛盾論》背得滾瓜爛熟的朱榮林説得那樣，老人們的“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比如麻將打得不好，該做家務的時候老溜號，吃飯的時候先把好菜夾進碗裏……”所幸當初選住客時頗費苦心，大家並沒有因為這些小事情鬧出大矛盾。但一年時間，還是有兩對老人先後離開了。首先離開的是60多歲的徐姓夫妻，原因是家中86歲的老父突發疾病，無人照顧。朱榮林夫婦無奈，只得放行。人老多病，這也給朱榮林和王桂芬提了醒，同居老人中最好能有個醫生，這樣有人生病了，就能及時進行救治。可沒想到，老兩口特地找來補位的醫生夫妻，住了不到兩個月也走了。“男的姓趙，女的姓胡，兩人都是75歲，但他們過來住了我們才知道，原來趙醫生以前中過風，腦子裏還有斑塊，左手總是一抖一抖的。”王桂芬回憶，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飯，趙醫生沒有端穩飯碗，菜撒了一地，就有人嘲笑他，王桂芬瞪了那人一眼。趙胡二人便覺好沒意思，上樓休息。此後，時有人私下議論趙醫生，就連王桂芬也開始擔心，一旦他出現突發狀況，他們恐會束手無策，“説到底，這裏畢竟是鄉下，真要救人還是困難的，那天他們看起來是聽到我們的議論了，第二天老兩口便結清了房租，去蘇州投靠獨生女兒去了。”◆“有些人就像林黛玉，作”趙醫生走時已到年底，朱榮林夫婦不得不再從那100多對候選夫妻中選人。如今，這幢500平方米的別墅裏又多了5個住客：53歲的高阿姨夫婦，67歲的蔣一純夫婦，還有70歲的獨居老人王荷花。蔣一純王荷花53歲的高阿姨已經退休兩年了，是這幢別墅中最年輕的住客，面部保養得很好，看不出一絲細紋。她的丈夫63歲，因為朋友的熱情邀約，已經開始抱團養老的他，還得回去上班。“我兒子29歲了，就是不想結婚，我們在家裏沒説上幾句就會往結婚上面扯。”高阿姨説，去年她兒子最好的朋友離婚，兒子為了這事受了點刺激，於是高舉單身主義大旗，令夫婦二人無可奈何。“反正兒子不想結婚，婆婆也過世了，我整天無所事事，看到報紙上刊登朱老師的事，我就覺得這裏不錯，反正兒子也巴不得我們走，於是我就報名了。”高阿姨説，兒子不願意擔責任，她也沒辦法，“我的心很大，他不想結婚那就不結婚唄。”高阿姨評價自己“笑點低”“心很直”，看見不快的事，會“當面現開削”，還説“像我這麼想得通的人，很少了”。在那對徐姓夫妻走了之後，她們夫妻和那對醫生幾乎同時住進來。談到這個由13位老人組成的臨時家庭，年紀最小的高阿姨説：“這裏頭性格像林黛玉的人，還真有好幾個，作！我不過就事論事，你偏愛往不愉快的地方想，沒幾句話，就覺得‘這個地方是住不得了’。”“不管好不好，願意住便住，一切順其自然吧。”高阿姨説，抱團養老是很好，但她覺得，像朱老師這樣，子女願意理解並肯分享自己別墅的東家，實在太少了。◆唯一的獨居者70歲的王荷花是別墅中唯一的獨居老人，丈夫在10年前就去世了，她報名時撒謊説是一對夫妻入住，但真見面時，卻是她一個人，“後來，朱老師看我心挺誠的，就讓我留下來了。”
十幾年前王荷花就從杭州長運公司退休了，在這家客運公司裏，王荷花幹過鉗工、收發等各類工種。她有一兒一女，現如今外孫13歲，孫子18歲。王荷花原先和女兒一起住，外孫出生時，正好丈夫病重，她無暇照顧，如今孫輩都已上學，子女白天都忙於工作，也讓王荷花深感孤獨，“我就自個管自個。”王荷花是個閒不住的人，平常都靠炒股打發時間，每天泡在證券公司裏，與一幫同道者“談股論金”，又拜會了幾個“名師”，跟着他們炒股。她説，當時她就是在證券公司裏翻報紙，才看到朱老師搞抱團養老的消息的，但“要求是招夫妻”，讓王荷花只能撒謊，“我就是想要開心熱鬧啊，不説謊的話，連朱老師的面都見不着。”如今王荷花住在這幢別墅最小的房間，每個月只要交800元。“夫妻尚且吵架，這麼多素不相識的人住在一起，肯定會有矛盾，但如果你要我去吵，那是肯定不會的。”對於王荷花來説，朱老師家更像是一個“臨時驛站”。早兩年，她先後去了富陽的一家養老院考察了三次，但覺得富陽離杭州城區太遠。後來，她又在市區的一家公辦養老院報名，但因名額有限她也未能住進去。王荷花説，她想進養老院，最好是和幾個要好的朋友或老同事一起進。“等我找到了，可能就會離開了。”◆“想找和我有共同經歷的人住一起”和別墅中的其他老人相比，67歲的退休紀錄片編導蔣一純更像是個“富貴閒人”。他在杭州城區有兩套住房，至今還有橫店的朋友請他去飾演一兩個角色。兒子的工作很好，每個月都勸老爸出去旅遊，他來報銷來回路費。
“我們家的原則是兒子不管爹，爺也不管孫。”蔣一純頭戴一頂斑點貝殼帽，留着長髮，身穿格子襯衫配黑色西裝背心，不仔細看，還真有香港老影星的範兒。原本蔣一純是和妻子一起來的，但後來丈母孃生了病，妻子便只能回去照顧母親了。蔣一純的身體很好，沒有“三高”，會開車，這成了朱老師夫婦看中他的關鍵。蔣一純來到了朱老師家，開始了抱團養老的生活。在共同居住的這半年時間裏，蔣一純發現老人們的很多矛盾都是一些小細節造成的，“我們吃的菜都是廚師做好，放在盤裏，我們自己用筷子揀起來吃，我和朱老師還是有點風度的，總是最後一個去夾菜，但真正吃的時候，好菜常都被夾完了。”參加這次抱團養老，蔣一純似乎更像是來累積養老經驗，他覺得抱團養老這樣的模式很好，但最好能和有共同經歷的人在一起抱團。“我是知青，也是老三屆的大學生，我想如果未來我們要搞抱團養老，我就想找和我有共同經歷的人一起，這樣大家相互適應起來會快很多。”隨着越來越多媒體的關注，朱榮林和王桂芬夫婦坦言，他們感到了不小的壓力，原本抱團養老是自發性的集體生活，用於排遣老年的孤單寂寞。但朱榮林並不知道他們能堅持多久，畢竟他和老伴的年齡已不小，但要是搞砸了，他又怕被人笑話。朱榮林擔憂，這樣的“房東 租客”式的抱團養老，並沒有太強的複製性，因為像他這樣不求回報只求熱鬧的房東，只怕並不多。通過房屋租賃的方式，“羣租”進行抱團養老，其實更符合社會的現實狀況。當一大批老人選擇抱團養老時，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避免“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困境。在經驗上，朱榮林和王桂芬做的最大貢獻就是“立規矩”：老人每天輪流值日買菜、洗菜、洗碗。但缺點在於，滿世界找租客，他們難免會看走眼，新人住進來，他們又需要新的適應期。抱團養老不失為養老模式的很好補充，而要保障“三個和尚有水喝”，則需要更好的軟硬件配套，以及一個運轉流暢、知根知底的老年小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