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個育齡婦女所生育的孩子數量。要保持人口數量穩定，總和生育率要達到2.1。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就跌到了2以下。其實，生育率下降是發展的產物，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在2以下，在2以上的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
學術界有一種説法，把生育率1.5以下叫作生育陷阱。一派學者認為，生育率低於1.5，回升的可能性就比較小了，陷入了低生育率的循環；還有一派學者認為，生育率沒有絕對的陷阱。但是，學者都承認生育率水平長期過低給社會發展帶來挑戰。
相比人口總量，更嚴重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在創造端，勞動力減少降低了社會經濟活力；在消費端，人口老齡化導致贍養負擔的上升，也降低社會消費力。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到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這是觀念的重大改變。在包容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生育觀念的扭轉。
生育率下降背後有兩個邏輯。一個邏輯是觀念上的。在世界範圍內，個體主義興起，人從家庭中解放。對生育也出現多元價值取向，有些人天生喜歡孩子，就願意多生；有些人覺得生孩子並不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就少生以至於不生。
另外一個邏輯是約束性的，這代年輕人面臨高壓力、高競爭的社會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他們的生育意願。競爭還導致教育年限延長，年輕人進入社會時間延後，造成他們心理的低齡化，因而推遲婚育。
鼓勵生育不像水龍頭，你打開了大家都去生。在尊重個體生育意願的基礎上，社會要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降低托育、養育成本。
男性和女性的情況不同。對男性而言，以前結婚和生育被認為是人生髮展的基石。有一句話説“先成家後立業”，你成家生孩子後就可以安心幹事業。現在，可能還要攢夠錢買房子，要有一定經濟實力，男生結婚生孩子就從基石變成了頂石。
一些女性面臨的是性別不平等。性別不平等可以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兩個維度。對於中國女性來説，私人領域的性別平權是落後於公共領域的。主流觀念逐漸認為女性一樣可以在事業上獲得成功。社會也在教育女性在經濟上更加獨立，不能只想着嫁個好老公。
私人領域的性別不平等更嚴重。女性還是被認為要承擔生育和照料孩子的主要職責，男性不做家務不會被人指責，一個女性不做家務，大家都會覺得她懶。如果母親不好好照料孩子，天天在外面打拼，大家會覺得你作為媽媽不盡職了。
所以，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會出現恐婚恐育。
歐洲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亞洲的日本、新加坡從八九十年代，韓國在2000年後，開始實施生育激勵政策。一個是經濟上的激勵，你生孩子，政府就給你錢，多生多給，還有税收優惠。但是，實施經濟激勵且力度很大的都是相對小的國家。歐洲國家、新加坡有相應的財力支撐。中國如果要大面積地實施，少了沒有用，多了則財政負擔過重。
另一個是降低養育成本，比如發展托育。這些年我國一直在推進，學術界也在參與0-3歲嬰幼兒托育制度的設計。日本從2000年後大力做好0-3歲嬰幼兒托育。研究者認為，托育政策對日本提高生育率起到了一定作用。當然，不是建好了托育機構，大家就會自然而然來，首先還依賴於社會觀念的改變，而且托育機構的規範性也要慢慢加強。
讓家庭中的男性參與育兒，需要長遠的文化建設。在歐洲，生育率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呈U型曲線的關係。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生得相對多一點；父母受教育水平在中間的家庭生育率最低；隨着父母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意願又會上升。受教育程度對應的不僅是家庭經濟條件，還有性別平等觀念。丈夫對家務和養育孩子的支持度高，一般來説婦女的生育意願也會相應提高。
中國是不是也正在發生這樣的U型變化，是不是也出現性別觀念的進步，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
生育觀念的轉變是漫長的過程。很多政策的實施刻不容緩，但也要有耐心。即便生育率改變，它對人口結構的影響還要往後才能體現。
生育問題牽扯到社會方方面面。所以，生育政策要跟許多社會政策結合在一起。比如，讓年輕人住得起房，保證年輕人穩定就業，幫助女性平衡家庭與事業。
（採訪整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鐘的）
李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02月03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