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利益》雜誌6月13日文章，原題：拜登應避免掉入特朗普的“中國陷阱”目前有一點十分清楚。在全球疫情流行、世界經濟低迷、社會不公等危機不期而至的當前，中國不是美國的最大問題。同樣，美國也不是中國的最大挑戰。唯一的問題是，在美國目前的政治季，“誰有勇氣道出這個實情？”
特朗普採取分散和轉移注意力的立場，稱中國是最大問題。多數民主黨專家認定，候選人拜登不會（也不應）讓特朗普在這次競選的剩餘時間裏把他描繪成“對華軟弱”。他們的建議很可能被採納。但是，拜登現在不應就中國問題與特朗普在言語上較勁，也不需要。或許，他應借鑑鄧小平的做法。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優先考慮穩定國際環境，以便集中精力應對國內的種種挑戰。當時中國領導人並沒有忽視外交，只是讓外交服務於中國的國內改革和振興。
拜登把重點放在社會和經濟正義以及重建美國上面。這樣做，也許在無意中，他創造了空間——避免受困於特朗普把美國大多數問題歸咎於中國的那一套。拜登的戰略目標應該是避免使“中國問題”惡化，以便在當選後專注於美國（自身）的核心挑戰。
首先要做的是似乎已成為拜登競選活動的一個潛台詞——提醒人們注意，特朗普在製造出氣筒轉移人們對他施政失誤的關注。中國並非無可指責，但美國的問題一般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我們把自己的事管得井井有條，令人欽佩，在全球範圍就會有更大的影響力，而不是一味地制裁和指責（別國）。那些象徵性的、國會通過的有關中國的決議，往往都是美國國內不作為的藉口。所以，首先要直截了當地説，“中國是個問題，但不是我們的主要問題”。要處理好國際環境和對華關係，這樣我們才能恢復國力，重拾公民美德。
其次，拜登應捍衞、加強被特朗普及其一無所知的親信攻擊的國家安全決策制度。缺乏系統性決策導致特朗普政府在台灣、香港、貿易和盟友問題上的反覆。這一切凸顯他捉摸不定的個性以及缺少穩定的對華決策程序。
此外，美國要想取得成效，就須説出想要從北京那裏得到什麼——巧的是，我們要的很多。特朗普對北京採取的立場，是地球上任何一個政府都不會接受的談判背景。希望（美國）新政府的姿態是：我們非常願意在國際體系中為中國騰出空間。但我們會在遵守全球規範的前提下，在雙邊交往中建立對等、公平的關係。”這才是我們應該不懈追求的。反觀特朗普，除了要求向中國出口更多產品，他在美中雙邊關係中沒有闡明任何一致的、可實現的目標。事實上，他切斷了奧巴馬和喬治·布什政府時期的所有有意義的對華對話。
新政府應利用上述步驟提供的“戰略機會之窗”提高美國綜合國力——主要不是指軍事硬件。簡言之，拜登需要的是一個不會與國內目標相悖、服務於我們戰略要求、贏得朋友、不會陷入特朗普所設計的沒有出路的中國政策。（作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學者戴維·蘭普頓，喬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