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年輕的女孩卻選擇了這條“艱難、未知的路”。今年，譚婷成為全國首位通過國家法律資格考試的聾人。
普法講座上，譚婷與一位聾人女孩交流。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文 | 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編輯 | 陳曉舒 校對 |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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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婷蒙了幾秒。她看到會議室裏有兩種“聲音”——老人們熱絡地聊着天，寥寥十幾人在打手語交流。
手語翻譯提醒她：“很多人看不懂手語，你能説一説講座的內容嗎？”
在五六十雙眼睛的注視下，譚婷緩緩比畫着自我介紹，一個字一個字地説，説話時音量高，咬字重，尾音有些含混不清。
她臉上一直掛着笑。儘管戴着助聽器，她依然無法聽見任何説話的聲音，尖鋭的聲響傳入耳內，她才能感知到一絲細微的響動。對於這個28歲的聾人女孩而言，在這裏，微笑是唯一的通用語言。
這是實習律師譚婷做的第一場普法講座。她試圖用文字、口語和手語三種方式，解釋一個法律問題，“高空拋物有犯罪的可能性嗎？”
聾人當律師，聽起來似乎有些天方夜譚。與外界溝通的障礙，將這個羣體隔絕在了主流生活之外。在聽人（聽力健全人）看來，“聾人聽不見，説不清楚話，甚至無法説話，怎麼和人溝通，幫人打官司？”
這個年輕的女孩卻選擇了這條“艱難、未知的路”。今年，譚婷成為全國首位通過國家法律資格考試的聾人。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要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律師，她要克服的困難遠不止“聽不見”這一件事。
備考中的譚婷，每天幾乎都最後離開律所。受訪者供圖
“法治荒漠”
3月30日下午，重慶大渡口區殘聯的一間會議室裏彷彿分出了楚河漢界，區隔開打手語的聾人與聽人（聽力健全的人）。
手語之間的交流熱烈，你來我往。譚婷講“從不同樓層丟下一顆雞蛋”的故事。聾人們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不停打着手語回應。
聽人反應各異，有人的目光不停在聾人之間流轉，偶爾學一個手語動作，做個往上拋的手勢，一邊説，“丟出去”。有人坐直身子，仰起頭，讀着ppt上的字，上面是《民法典》裏關於高空拋物的規定。
譚婷打手語的速度越來越快，表情搭配手上動作，漸漸無暇再顧及口語，只在飛速打完一句手語時，停頓高聲問大家，“對不對？”
實際上，她接收不到任何聲音的回應。
幾位聾人是手語普法講座的熟面孔了。以往的講座，譚婷都會收到反饋，“以前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是違法的。”
這一次，一位聾人上前拉住她，興奮地比畫。告訴她，“生活中見到很多高空拋物，但他們完全不知道，高空拋物是違法的，可能承擔民事責任，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
聾人獲取信息似乎總是滯後許多，即便通過自己的努力也很難觸及到這些信息。一位聾人大爺手裏攥着一張公交卡，譚婷打着手語問他，“沒有領免費的公交愛心卡嗎？”大爺面露疑惑，急切地打着手勢，“什麼是愛心卡？”譚婷便從包裏翻出愛心卡和殘疾證，一步步教他怎麼辦理，他咧開嘴笑，雙手握拳豎起大拇指，往下彎兩下。
譚婷接到過各樣的諮詢，聾人們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福利政策，比如生育補貼、殘疾人補貼；遇到問題時，他們不知道應該找哪些部門求助。甚至有不少聾人問過譚婷，想離婚應該怎麼做？去哪裏能辦理？
很難去統計，在全國，像這樣的聾人有多少。“聾啞人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薄弱到一個無法形容的地步。”唐帥是譚婷所在律所裏唯一會手語的聽人律師，他的父母也是聾啞人，很多聾啞人喊他“唐法師”。
他看到的是，能與聾啞人無障礙溝通的律師，全國範圍內寥寥無幾。“聾啞人也想平等地參與社會生活，參與法律生活，當他們的合法權益被侵害時，有門可訴，當他們觸犯了法律時，可以彌補和補救。但這些對他們而言，非常非常難。”
在唐帥看來，聾啞人的圈子已經形成了一個閉環，遠離了主流社會，他形容，這個圈子好比是法治社會里的一片荒漠。
缺失一環的溝通
2017年，剛大學畢業的譚婷在網上看到唐帥招聘聾人助理的信息，她看過這位手語律師的報道，知道他幫助過很多聾人。
譚婷發去信息，“我能夠來做點什麼嗎？”
當時，幾乎每天都有聾人找來律所求助，發來線上諮詢的聾人更是不計其數，而律所懂手語的律師只有唐帥一人，無暇顧及。其他聽人律師嘗試學習手語，往往今天學了幾句，過幾天又全忘了。
譚婷和幾位聾人大學生就這樣進了律所。她要做的是聽人律師和聾人當事人之間的溝通橋樑。
但剛進律所，譚婷就感到了挫敗。唐帥一看她打手語，便直搖頭。她打的是特殊教育學校學來的“中國手語”（普通話手語），而唐帥打的是聾人圈裏慣用的“自然手語”（方言手語）。
“這之間差別太大了。”唐帥説，自然手語是聾人依靠視覺進行的象形表達，而中國手語的詞彙和語法是一套人為設計的體系，很多詞語比畫時使用的拼音字母，比如“TS”，可以代表“唐帥”，也能在不同語境裏指稱“泰山”“唐詩”等含義。
語法上的差異帶來的歧義更甚，中國手語的語法更接近於聽人的表達。譬如，你用中國手語比畫“滅火”，聾人先看到滅火的動作，再看到“火”，“他可能以為火滅了，又着了。”
來諮詢的聾人，只有少數人識字，發來的文字，是一串詞語的組合。更多的聾人只能依靠手語，他們大多很激動，重複打着手語，“騙我，借錢，我。（我借錢給他被騙了）”。皺眉、撇嘴，喉嚨不時發出聲音，手勢、身體動作幅度很大。譚婷打手語問他，你和他什麼關係？他們會重複回答，“他，借錢”。
也有聾人告訴譚婷説自己被人打了，譚婷問他，什麼時候被打了？他回答不上來，就講一大堆事情，想到什麼講什麼。
聾人的手語裏涉及各種地點、人名的方言表達，譚婷很多看不懂，她不斷打出自己猜測的意思，直到對方能看懂，兩個人才能確認完成。
看懂一個聾人諮詢的問題往往就需要幾十分鐘。轉述給律師時，律師提醒她，漏掉了一些問題，一來一回多次，密密麻麻寫了一整張紙，才能瞭解一個當事人大致的信息。
譚婷的法律書和記錄案子的一些筆記。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與聽人律所的溝通，也讓譚婷感到懊惱，“我自己知道，但我沒辦法説出來。”
因常年在特殊教育學校，平日裏開口説話的機會少，譚婷長期處於一種“失語”的狀態，她的聲帶退化，吐字時聲音含混連成一片。
很長一段時間，與正常人溝通的障礙讓她陷入尷尬，去超市結賬時，她看錯了價格的小數位，收銀員會“啪啪”拍幾下收銀台，台上的小物件都被震動起來。車上沒有報站的字幕，她坐到了終點站，司機會衝到她面前，大吼着催她下車。
譚婷怯於開口，她聽不到回應，只能從對方的神情裏讀出些許信息，溝通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環，她嘆着氣説，“盲隔離了人與世界，聾隔離的是人與人。”
初中時，一次放假回家，張口和父母説話時，她突然發現，父母聽不懂她在説什麼了，她口型誇張地喊爸爸媽媽，他們依然很茫然。
她一度崩潰，以為自己不能説話了。回學校後，她找到一位聽人老師，張口説給他聽，也讀課本上的詩，老師鼓勵她，以後可以多讀出來。沒有人真正告訴她，她的發音到底對不對，她只能使勁説，重複説，讓自己保持説話。
直到有了手機，把語音翻譯成文字的軟件，才給了她實時的反饋。她用來練習發音，自己摸索着説，看文字翻譯準確了，她便判斷自己説對了。
起初翻譯出來總是一串亂七八糟的文字，一個詞要讀上百遍、千遍，她才能看到準確的文字。糾正一些字的發音很難，現在她依然發不清楚l和N，S和SH的區別，口型相似的詞語，更讓她困惑，比如兔子和肚子，她只能囫圇發音。她無法判斷髮聲音量的大小，説話總是很用力，往往感覺到嗓子腫痛，才意識到發聲時用力過猛。
高冬梅律師記得，最開始哪怕譚婷説話很慢，她也只能猜出幾個字，一句話需要她重複説兩三遍，才能聽懂。
“學習知識，會讓我有安全感”
譚婷是在8歲時失去聽力的。記憶裏小學的教室牆上剛貼上標語，“請説普通話”，但“還沒系統接觸普通話，我就聽不到了”。
時隔20年，譚婷關於聲音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她只記得最開始是耳朵裏的疼痛，慢慢聽聲音變得模糊了。醫生診斷是中耳炎，在她的耳後和手上插上銀針，治療後情況更糟糕了，父母在耳側大聲説話，她幾乎都聽不見了。
父母帶着她到攀枝花、昆明的大醫院，醫生診斷為神經性耳聾。
山村裏沒人知道，一個聽不見聲音的女孩該怎麼上學，她只能輟學在家。過去一起玩捉迷藏的小夥伴，一見到她就跑了，村裏人看着她，嘴巴開開合合，她“只感受到一片死寂”。事發後很長時間，女孩陷入了難以抑制的自卑情緒裏，這個世界上只有她聽不見？她一度以為自己是怪物。
白天父母去地裏幹活，弟弟去了學校，她一個人在家，翻家裏的課本和字典，拼着拼音讀，抄在紙上記下來，“做夢都想上學”。
再回到學校已是五年後。父母偶然得知西昌有接收聾兒的特殊教育學校，帶着她去，學校只有一、二、五年級，13歲的她重讀二年級。老師用手語上課，她才開始學習手語這門“第二語言”，很費勁地跟上功課。
特殊教育學校是在一所普通小學校園裏，相隔一扇鐵門。課間時，普通學校的學生路過，指着比手語的他們笑，長期在異樣的眼光下，譚婷寫道，“我們就像關在籠子裏的奇怪的動物。”
學校是封閉式管理，外地孩子只能在寒暑假回家。譚婷不讓父母來接，自己坐五個小時的大巴回家，老師叮囑她，不要在外面打手語，一些壞人知道你是聾人，把你拐走了怎麼辦？
初中時她去了樂山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讀，離家更遠一點。有時候坐公交車，看到有人打手語，旁邊的人會下意識緊緊捂住自己的包。
有一天，班裏一位女同學沒來上學，父母找來學校，譚婷才得知，女生失蹤了。在公開場合打手語一度變成她的禁忌。
父母和她也只能通過文字交流。父親只讀了小學，母親不識字，為了和她交流，母親提出要跟着她識字，翻得皺巴巴的小學課本又派上了用場，有時候母親學得不耐煩了，把課本丟在一邊，擺手搖頭，“太難了，不學了，”但過不了多久，她又會重新拿起課本，一筆一畫描着字。
16歲時，譚婷在學校藝術團第一次接觸到舞蹈。剛開始跳得很僵硬，同學打趣她跳起來像個機器人，她便把課間、週末都用來練習，甚至看書時也會壓腿練基本功。
2009年，她被成都殘疾人藝術團選中，參加了全國舞蹈比賽，還見到了跳《千手觀音》的舞蹈家邰麗華。“周圍的人肯定會有這樣的聲音，你聲音都聽不到，怎麼去跳舞，可你看她們，還是可以跳得這麼優秀。”譚婷説。
譚婷參加大學藝術團的手語舞表演。受訪者供圖
進入殘疾人藝術團當舞蹈演員，是一條對聽障人士來説已經較為成熟的路。但譚婷還是更希望能讀大學，像普通人一樣學習知識，以後也能從事腦力工作，“學習知識，會讓我有安全感。”
考上大學時，譚婷記得，特殊教育學校旁邊中學的老師很是吃驚，“聾人也能考大學嗎？”譚婷説，“我們只是聽不到，其他都和大家都一樣，我們想做什麼，也可以通過努力做到。”
成為律師
很難説清是哪個案子讓譚婷決心要考法考，成為一名律師。
聾人的求助大多在下午或晚上，也有很多人在工廠打工，週日休息時發來視頻，情緒都很激動。譚婷沒辦法獨立給他們解答疑惑，等待律師答覆的時間，有的聾人不肯掛斷視頻，臉上一直掛着很焦急的神情。遇上律師忙案子的時候，等待的時間更長。
有一次，有聾人表露出想不開的情緒，甚至有輕生念頭，譚婷急得不行，但當時她自己是個地地道道的法盲，她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他聊聊天。譚婷心裏很不是滋味，如果她多學習一點法律知識，也許能更好地幫助他們。
經常有聾人來律所“報案”，有時是幾個人，有時是幾十個。譚婷記得，最多的一次來了兩百多人，很多聾人抱着被子來的，他們把錢投資到一個名叫“龍盈”的公司，負責人是一位在聾啞人圈子中頗有影響力的聾人企業家。“他打着幫扶聾人的名義，告訴他們要帶着大家賺錢，大家就相信他。”
譚婷與來律所求助的聾人溝通。受訪者供圖
律師們帶着她和幾位實習生，挨個向聾人收集信息和證據。她發現，很多聾人都沒有保留證據的意識。她們和律師通宵整理材料，沒地方住的聾人就整夜坐在律所裏。
還有聾人拿着一堆照片，告訴其他聾人，自己在國外開公司，可以給他們提供工作機會，只要能借錢給他，以後翻番還給他。很多聾人就相信了，哪怕自己沒錢，去借錢也要借給他。來律所求助時，他們都還不明白“借”和“騙”的區別，他們只關心，“錢能要回來嗎？”
涉及戀愛與婚姻方面的諮詢也很多。有一個聾人向譚婷求助，他連續被網友騙婚四次，都是在網上認識的女朋友，還沒見過面，對方都結婚為目的，喊他準備“彩禮錢”。等到他轉錢後，對方便聯繫不上了。“同樣的套路，他就這樣被騙了四次。”
一位不識字的女性聾人，“被”嫁給一個健全人，多年來一直被家暴，她要離婚丈夫卻不同意，別人告訴她可以去起訴離婚，她試了很多次，援助律師都告訴她敗訴了。她找來律所，譚婷一看文件上寫的是“撤訴”，譚婷問她，她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
高冬梅剛接手聾人相關案件時，問過譚婷，為什麼聾人容易被騙？譚婷當時的回答是聾人都很單純。其實，聾人被騙都是有緣由的，“騙聾人的都是聾人。聾人知道他們的需求是什麼，有些是因為對錢的渴望，他們找工作很難，生活很難，想快速得到錢，有的聾人則是渴望得到感情。”
譚婷説起，感覺心裏很沉重，“我不知道怎麼講得讓你們理解，我想為他們做些什麼，這都是我學習法律的動力。”
較勁
2018年5月，譚婷和同期的4位助理下定決心備戰法考，唐帥和律所律師的“魔鬼訓練營”開始了。
上學期間，她們與社會之間像隔着一層屏障，灰色地帶被過濾了。唐帥認為，聾人要成為律師，必須上的第一堂課就是學會法律邏輯思維，“聾啞人的世界裏只有兩種顏色，黑與白，對與錯，善與惡。我們要用很多的例子來打通他們的邏輯關，告訴她們有灰色地帶存在。”
那段時間，唐帥一見譚婷，總要給她出個情景題，大多來自於他辦過的案子，要求她説話作答。
高冬梅律師講的是刑法，她把講義用文字打在ppt上。她記得，譚婷幾人當時很疑惑，犯罪的人要得到法律的懲罰，為什麼律師要為犯罪嫌疑人辯護？譚婷想起大學時候看“杭州保姆縱火案”的新聞，不明白為什麼律師要為這麼殘忍的人辯護，那時候她覺得“這個律師有點壞”。
高冬梅列舉了很多冤假錯案幫助她們理解。譚婷説，“現在能慢慢理解了，被害人的權益，犯罪嫌疑人的權益，都要保護。”
距離法考只有不到半年時間，考慮到文字講課的進度太慢，律所的律師分別幫她們找齊刑法、民法等各種課程，讓他們先自學，有不懂的地方大家再一起討論。
聽不見，譚婷只能依靠眼睛學習。要兼顧工作，凌晨五點多她便起牀，抱着書在輕軌上刷題，到律所後對着電腦就是一天，有時一看到字就感覺眩暈。
下班後，譚婷繼續學習，丈夫在律所做生活助理，他會借用唐帥家裏的廚房做一盆鳳爪，拿到地鐵口擺攤，律所每個人幾乎都嘗過“充滿愛的，特別好吃的鳳爪”。
週末時，譚婷常去書店，她喜歡閲讀，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樣學習知識。受訪者供圖
到晚上十點，坐輕軌回家時，她還會抱着真題書刷題，律所離家遠，他們得轉四趟輕軌，擔心錯過站，丈夫要盯着報站的屏幕，到站喊她時，發現妻子抱着書睡着了。
第一次法考，五個人都沒考過。通過法考客觀題考試的只有譚婷一人，她的法考主觀題成績差了10分。
在備考的過程中，漸漸有人決定退出這場“馬拉松式”的學習。他們説越學越沒有底氣，學不懂；也有説過了三十歲了，要結婚了，經濟壓力比較大，打算先去找份工作賺錢養家。
這三年，律所裏來來去去的聾人助理有三十餘人，厚厚的法律教材和真題堆滿辦公桌，少則一個月，多則半年，桌上又空無一物。
堅持下來的只有譚婷與其他兩位。唐帥記得，譚婷無數次紅着眼睛來辦公室找他，“説她覺得學習法律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魔咒，太難了。”後來，他一看到譚婷表情不對，馬上説一句，“你想説什麼我知道，不用説了，我告訴你，要放棄不可能。”
轉過身，他找來譚婷的丈夫，打着手語告訴他，“你要多開導譚婷，在生活裏多製造一點浪漫，她不堅持下去可惜了。”“真是和老父親一樣的。”唐帥調侃説。
其實，譚婷之前沒真動過放棄的念頭，但每天花十幾個小時學習，腦海裏緊繃着一根弦，總有壓力過大的時候。丈夫很少説些什麼，只會默默地搬個凳子坐在她邊上，陪着她看書。
第三次臨考前，譚婷突然收到母親確診癌症晚期的消息，趕到成都的醫院時，母親的身上插着管子，翻個身都疼。這是譚婷第一次想放棄，她沒辦法離開母親幾天去參加考試。
母親卻強撐着拿手機打字，告訴她，“你必須要參加考試，你應該為自己、為社會而活，應該去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以後幫助那些底層的人。”
聾人真的能做律師嗎？
實際上，在譚婷第三次法考成績出來前，唐帥心裏也沒底，沒有人敢打包票，聾人真的能學好法律嗎？
法考成績出來時，譚婷正在醫院，她告訴母親這個好消息，母親很高興，寫道，“以後要做個好律師，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作為第一個通過法考的聾人，譚婷開始受到很多關注。她收到一些在讀的聾人學生的信息，“要好好學習，希望以後也學習法律，能加入這個團隊”。
也有人問譚婷，“你聽不到，怎麼去開庭，難道要配一個手語翻譯嗎？”
“與其來問這個問題，不如想想，怎麼能幫我解決這個問題。”譚婷正色道，“聾人除了聽，什麼都能做。”
她解釋，其實律師的很多工作都能在法庭外面完成，“我們是一個團隊，我可以和聽人律師一起辦理聾人的案子，我學習了法律知識，能夠更好地提供幫助。”
然而實際上，團隊合作裏的難題也顯而易見。即使在團隊裏，因為聽不見其他聽人律師關於案情的討論，對於案情的跟進很可能會因此滯後，她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一一溝通，填補這個“空洞”。
3月底，密集的採訪找到譚婷，她忙到晚上才有時間點開手機，每天都有十幾條新的好友請求，大多寫着，“急事，我是聾人。”依然是婚姻與借貸相關的問題居多。
譚婷發現，由於不懂法律，等到很多聾人來律所求助時，事情已經變得很是棘手了。
3月30日傍晚，譚婷接到視頻，一位聾人女生眉頭緊皺，眼圈通紅，不時捂着臉。不久前，女生的哥哥找到律所求助，妹妹被人強姦。家人都不懂手語，平時與女生的交流不多，直到女生生下孩子，才告訴哥哥自己的遭遇。哥哥馬上去派出所報了案，這一舉動嚇壞了妹妹，她拒絕與家人溝通，什麼都不願意再説。
讓譚婷意外的是，視頻一接通，女生見到屏幕裏的聾人姐姐，一下心防就卸下了。“可能是我能夠站在一個聾人女孩子的角度和她溝通，並且我在律所工作，她願意和我敞開心扉談她的遭遇。”
譚婷才瞭解到，原來，事發後，女生一直遭到對方威脅，讓她以為這件事情兩個人都有錯，她是做了見不了人的醜事，如果報警，她自己也會坐牢。
譚婷與律所另一位聾人助理。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這是譚婷成為實習律師後，將全程跟進的第一個案件。唐帥告訴她，“很棘手，聾啞女孩遭到強姦的案子，幾乎都錯過了最佳的取證時間，缺少指證強姦的證據，很多聾啞人的案子，聽他們敍述完犯罪手段，我們比他們還窩火。”
“類似這樣的事情真的很多，沒有人告訴過她們，遇到這些事情時，她們應該怎麼做。”譚婷説，比起上庭辯護，聾人羣體普遍缺乏法律和維權意識這一現狀，顯然更牽動着她的心。
她拍過幾條普法視頻，都是聾人諮詢裏常問的問題，解釋“離婚冷靜期”“重婚罪”以及“案底能不能消除”。但這樣的普法視頻只能輻射到很少一部分聾人， 她想用更多的時間來做這些事，“這些事情看起來很小，如果想去把它們做好，我需要更努力地學習。”
這樣也被質疑，有人問唐帥，這是不是一場作秀，目的是要把譚婷打造成為律所的一個品牌。
“無稽之談。”唐帥聽到之後很“冒火”，“這不是個可以炒作的話題，也不是一個勵志故事，譚婷會受到關注，是因為全國近3000萬的聾啞人羣體需要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務。”
在他看來，“譚婷們”必然會出現，“現在有了聾人律師，以後也會有聾人法官、聾人檢察官，甚至可能會出現專門處理聾啞人案件的法庭。到那個時候，溝通不暢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這個邊緣羣體形成的閉環才能被打破。”
譚婷沒想那麼遠，她專注於眼下。繼續學習法律，把口語練好，專心普法講座和參與的每一個案子，“走一步看一步。”
“很多聾人看到我的行動，他們可能會更有勇氣追求自己的夢想。”她在手機裏錄唱了一首歌，叫《消愁》，聽不到曲調，她就用自己的聲音哼唱。她最喜歡裏面一句歌詞：於是可以不回頭地逆風飛翔，不怕心頭有雨，眼底有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