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於歡案塵埃落定。
省高院認定，於歡的行為屬於防衞過當，不構成故意殺人罪，不構成自首，一審判決認定的故意傷害罪正確，但量刑過重，改判有期徒刑5年。
從無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於歡的命運，經歷了蹦極式的改變。
改判
改判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兩點。
一是認定於歡的行為具有防衞性質。
判決書顯示，案發當時杜志浩等人在較長時間裏對於歡、蘇銀霞實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為，並伴有侮辱和對於歡間有推搡、拍打、卡項部等肢體行為；民警達到現場後，於歡和蘇銀霞準備隨民警走出接待室時，杜志浩等人阻止二人離開，並對於歡實施推拉、圍堵等行為，在於歡持刀警告時仍出言挑釁並步步逼近，對於歡的人身安全形成了威脅；於歡是在人身安全面臨現實威脅的情況下才持刀捅刺，且其捅刺的對象都是在其警告後仍向前圍逼的人，且僅對圍在身邊的人進行捅刺，可以認定其行為是為了制止不法侵害。
因此，法院對於歡及其辯護人、出庭檢察員所提於歡的行為具有防衞性質的意見，予以採納；對於原判認定於歡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當防衞意義上的不法侵害，予以糾正。
二是認定於歡的行為屬於防衞過當。
判決書顯示，杜志浩一方雖然人數較多，但其實施不法侵害的意圖是催討債務，在催債過程中均未攜帶使用任何器械；在民警進入接待室前，在於歡實施防衞時，杜志浩等人此前進行的侮辱行為已經結束，此時只是對於歡有推拉、圍堵等輕微暴力行為；於歡是在民警已到達現場的情形下實施防衞的，公安機關已經介入事件處置，於歡可以透過玻璃清晰看見警燈閃爍，應當知道民警並未離開；在於歡持刀警告不要逼過來時，杜志浩等人雖有出言挑釁並向於歡圍逼的行為，但並未實施強烈攻擊。即使是被捅刺後，也沒有人對於歡實施暴力還擊行為。
法院認為，於歡面臨的不法侵害並不緊迫和嚴重，卻持利刃連續捅刺四人，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二人輕傷，嚴重超出了不法侵害人對其推拉、圍堵、輕微毆打通常可能造成的人身安全損害後果，應當認定為防衞過當。
條分縷析之間，法院認為杜志浩的行為雖然褻瀆人倫、嚴重違法，應當受到譴責和懲罰，但不意味着於歡因此而實施的防衞行為在強度和結果上都是正當的，都不會過當。
無情的法律，給出了理性的解釋。
因為於歡案高度的社會關注度，因此，公開的釋理説法、及時的文書公開、全面的庭審直播，讓於歡案的二審以透明的方式走入民眾的視線之內。
5月27日，於歡案二審開庭後，省高院邀請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約監督員、專家學者、律師代表、基層羣眾代表、當事人家屬以及媒體在內的100餘人旁聽庭審，並運用微博全程直播庭審過程。
據統計，長達15個小時的直播過程中，＠高法共發出了包括文字、圖片、視頻在內的133條微博，對案件進行了全程直播，一字不差，包括於歡本人及其母親蘇銀霞對於受辱情節的描述。
這些之前在媒體報道中最刺激讀者神經的“辱母”情節，在直播中也得到了澄清。相關證人證言指出，“杜志浩等十餘人在長達一小時時間裏用裸露下體等手段凌辱蘇銀霞”“杜志浩等脱鞋塞進蘇銀霞嘴裏、將煙灰彈在蘇銀霞胸口”等與庭審查明的事實不符，於歡、蘇銀霞均未證實聽到或者看到“討債人員在源大公司播放黃色錄像”。
二審判決發佈後，省高院還主動發佈《高院負責人就於歡故意傷害案答記者問》一文，對輿論焦點做進一步説明澄清。
此前，面對洶湧而來的批評，《人民法院報》以《於歡案，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開課”》為題發表文章，肯定了網民評論的理性與成熟，坦陳“握有法槌的法官只有認真正解法律中的政治訴求、道德訴求、人心訴求和其他相關因素，或者説是領會了在這些訴求之下的法律，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法律’的真實含義。”
這種開放自信的司法心態，值得稱道。
輿論
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沒有輿論的介入，於歡案很難受到全社會的關注。
在媒體技術日趨發達的今天，及時的信息傳播催生了強烈的共情效應。恰如島叔之前所説的那樣，“羣情激昂的背後，透露的不止是對於歡個人生死的掛懷，也是大眾情緒的一種焦慮和不安。因為沒有公權力的保護，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遭遇於歡一樣的屈辱。”
面對輿論的譁然，3月26日，公檢法三家開始密集發聲和表態。
省高院披露：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和被告人於歡對一審判決不服已經提起上訴，高院於3月24日受理此案，合議庭現正在全面審查案卷。隨後，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轉載了省高院的消息。
最高人民檢察院宣佈：派員赴對該案事實、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對媒體反映的警察瀆職等行為進行調查。接着，省人民檢察院官方微博表示，第一時間抽調公訴精幹力量全面審查案件，在該案二審程序中依法履行出庭和監督職責；對社會公眾關注的於歡的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衞、防衞過當還是故意傷害等，將依法予以審查認定。
省公安廳官方微博宣佈：已派出工作組，對民警處警和案件辦理情況進行核查。
雖然在輿論的倒逼下，最先尷尬的是司法，但因為坦陳，輿論的關注反倒成了推動公正的積極力量。不過，輿論與司法的界限依然是明晰的，審判過程的獨立，不應迎合任何勢力，包括輿論。
省人民檢察院在二審意見書中就指出，“司法與輿論的目的是一致的：既要讓無辜者不致蒙冤，也要讓有罪者承擔責任。司法與輿論都是推動法治進步的重要力量。”但是，“司法是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案件事實需要經過法定程序，用確實、充分的證據加以證實。”
事實上，在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系面前，法官具有公正的自信、獨立的地位和相當的權威。媒體對個案的報道，只能提高社會關注度。但如果審判的尺度被輿論所左右，反而是法治的悲哀。
一千個人的心中，有一千種正義。
二審的判決，肯定不會讓所有人滿意。不過，平靜的輿論，至少證明大多數人能接受這樣的改判。
在意大利法學家卡拉瑪德雷的《程序與民主》一書中，作者認為法官是司法戲劇的主角，但法官不是自動售貨機，不是“由純粹邏輯製造的無生命的存在”，司法過程更不是法官的獨白，而是對話與交流、起訴與答辯、攻擊與回應、主張與反駁的互動。換言之，法官要綜合地考察影響個案的多重因素，天理、國法、人情，還有諸多影響案情的細節……
這種綜合考察，在法學領域有一個美妙的詞彙來概括，就是“衡平”。每一項司法裁判的背後，都藴含着法官對於各種利益的考量、選擇與分配。這也是於歡案二審改判的動力所在。
再看一審，一個可怕的錯誤就在於沒有考慮到案件的高利貸和非法逼債等情節，沒有考慮到案件的“防衞性質”，結果認定為純粹的故意傷害案，給了於歡過重的判罰。
從廣義上來説，正是因為司法過程是一種利益的衡量，所以，司法效果就不得不成為法官的注意事項。現行的司法政策，強調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結合。學界有人批評，但更多學者堅決支持。
不難想象，個案雖小，但司法裁判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和標誌導向，無疑會影響到當下的社會心態，也會影響今後的行為選擇。特別是在處理於歡案、許霆案、彭宇案等影響性訴訟時，因為事件比普通個案更具社會關注度，法官不僅要考慮案件本身，還應考慮案件對法治建設和公序良俗的影響，否則，衡平不在，正義也將難以實現。
幸運的是，於歡案的二審做到了這一點。
文／巴山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