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富網訊 日前，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線上專題研討會舉行，主題為“應對疫情衝擊與要素市場改革”。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曹遠征出席會議併發言。曹遠征認為，要素市場化的推進方式在方向明確的情況下，下一步關鍵是改革行動。
以下是曹遠征發言摘要：
中國去年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社會。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進入類似八十年代後日本的所謂“1億總中流”的狀態，這個時候整個社會需求就開始發生變化。以服務品消費為主的富足性消費開始取代以吃穿用為主的温飽性消費，其中住房、汽車成為中等收入家庭的標準配置。在我國，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是排在第一位的，這與中國居民收入的變化高度相關。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從供給端來看，中國的產業結構已經進入重化工業的後期階段。不僅研發在工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且物流配送、產品銷售及售後服務開始成為企業生存與競爭之道，生產性服務業開始引領產業變遷。
由上，無論從需求端還是供給端觀察，中國正在步入後工業化社會，服務業開始成為主導產業了。這兩個特點説明中國經濟社會已經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新時期，要素市場化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及改革方式就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回顧過去40年的市場化改革過程，可以看到，我們基本完成了商品市場化進程，大約97%的商品已經是市場定價。但是在要素市場改革方面，正如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的，第一範圍有限，第二體制機制尚未健全，第三價格傳導機制尚不順暢。這三點反映了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傳統生產要素市場化雖然已經進行相當長的時間，但深化不夠。這主要體現在與工業化相關的生產要素上，土地、勞動力、資本仍處於半市場化狀態，都有“雙軌並存”的現象，而在土地上變現更為明顯。二是未來以服務業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如技術、數據等，市場化剛開始進行，有的甚至還未破題，這些要素市場化的供給因涉及到未來的發展，亟待建立新的體制機制。
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舉國體制功不可沒，其中政府的行政管控發揮了很大作用。市場化的改革取向是不是在疫後能夠得到重視，要素市場化能不能得到順利推進，就變成了關鍵的問題。因此，凝聚共識十分重要。中央文件在這個時候頒佈，十分及時。
要素市場化的推進方式在方向明確的情況下，下一步關鍵是改革行動，特別是在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新的改革行動就變得非常重要。
國際經驗表明，現代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業或後工業所推動的城市化進程。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依然有發展的潛力。中國的城市化率依然不高，去年僅為61%，而這61%中間將近20%多的人口還是半城市化人口，是農民工。在抗疫的過程中，大家説消費下降得很多，其實不如説是收入預期不好。居民收入下降幅度遠遠低於消費下降幅度，致使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了8.07萬億，同比多增加了1.76萬億。而在增加額方面，住户儲蓄存款佔比達80%。換言之，不是當下的收入不夠，而是擔心未來收入不能穩定增長，從而不敢多花錢。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穩定增長預期十分重要，為此要加快改革。
首先是農民工市民化。相當大比例的農民工在城市有穩定的職業和穩定的收入，如果農民工市民化，可以在城市定居，他們的消費行為就會發生變化。我們算了算，農民收入大約70%來自城市，其中務工收入佔比將近50%。但是由於沒有市民化，徘徊在城鄉之間，其在城市的消費僅佔收入的30%，收入的70%會回農村去消費，主要用途是在宅基地上蓋房子。房子蓋得很漂亮，但卻沒有就業和收入機會，還得回城打工。於是形成了農民有財產卻沒有財產性收入、農民工雖有收入卻消費傾向低的畸形局面。如果説城市化不能順利推進，甚至在疫情的衝擊下可能出現逆城市化，農民工收入增長緩慢，收入預期不穩，將會影響內需擴大，影響經濟增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幾乎相當於美國人口規模的農民工市場化或成為疫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了。特別是像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等，城市帶正在發展，通過改革把農民工市民化鑲嵌進去，以釋放增長的潛力。
從這個角度看，文件中提出的土地和勞動力兩方面的改革是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應大力推動。在勞動力方面，要實現跨區域的有序流動，不僅要解決當地，而且要解決異地户籍准入問題，在一線大城市要落實積分制度。同時還要跟服務業發展相稱，建立以職業能力為標準的人力資源評價體系。在土地方面，文件提到除集體建設用地可以入市以外，也特別提到宅基地的改革。這兩項改革，尤其宅基地的改革十分重要。一旦破題，農民的財產就可以形成財產性收入，並與其在城市務工收入一道共同支持其家庭，包括購房、購車的支出。其實，以宅基地換城市住房是穩定收入預期及擴大消費的一個可行的途徑，應儘快機制化。
從以往的經驗教訓看，要素市場化推進方式的幾項原則必須始終強調：
一是強調市場主體的地位，減少政府對要素的直接配置和直接干預，尤其是在土地市場上非常關鍵。能夠讓其他的供給主體平等進入市場是土地市場改革的先決條件。
二是對所有的要素應該完善價格形成機制。換言之，應該是市場競爭者形成價格而不是政府定價，即使政府定價也應該轉向規則定價而不是直接參與價格形成。換言之，政府主要作用是加強價格的監管和協調。
三是要完善交易的規則和服務，特別在技術和數據市場上，交易規則和服務是基礎。
四是我們看到，中國社會也正在轉型，這個轉型可以定義為是由過去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社會正在轉向後工業化社會，是以服務為主導的。這個時候價值增值的基礎不僅僅取決於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技術進步成為第一生產力。因此以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政策是非常關鍵的，起着邊際引領作用。
這次疫情也給我們一個提醒，改革必須全面深化、配套進行。過去我們改革更多是涉及經濟領域，這次抗疫發現經濟和社會不能脱節，社會體制改革也得深化。中國這次抗疫取得階段性成功還不只是醫療衞生技術多麼先進，最重要的是隔離，隔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社區。我在某地基層調研中發現，有兩類不同的社區，一類是居民小區，尤其是單位的家屬院，其隔離安排是行政化的，一切聽令於上級指示，被動安排，機械行事；相反，在社區相鄰的城中村，則呈現出積極應對的態勢，無論在宣傳教育，還是防疫消殺以及互相監督方面都好於行政化的社區。我的結論是城中村有村民自治，它形成了有別於城市社區的基層治理機制。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社會體制改革也應該提上議程，這既包括公共衞生體制，也包括以社區建設為例的社會體制，以及跟此相關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等。換言之，如果説這次疫情是對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大考的話，涉及治理能力的體制基礎建設應一併納入改革議程，統一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