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9日在意大利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為起點，從6月底到10月底，G20將召開一系列部長級會議和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領導人峯會。作為輪值主席國的意大利去年12月起就開始加緊籌備，力圖在G20框架下協調全球主要經濟體儘快從疫情中有序恢復，並在應對氣候變化、支持創新以及克服貧困和不平等方面達成一致行動的共識。而在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方面，美國財長耶倫更是直接喊話，希望G20財長們能在10月底羅馬峯會之前批准G7財長們不久前通過的全球税收改革建議。
作為涵蓋主要發達國家和主要新興經濟體的溝通與協調機制，G20曾在協調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經過最近十多年的治理改革與實踐，已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它之所以較G7更具權威性與代表性，不僅因其成員國人口占全球2/3，GDP總值約佔全球86%，還因其自創立以來就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員國引領下，在事關全球安全與人類發展、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以及抗擊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問題上發揮着關鍵領導作用。
眾所周知，被廣泛視為美國機制化霸權體系重要支點的七國集團（G7），曾長期扮演全球治理的主角。在該框架下，主要發達國家除了討論世界政治、經濟與安全等議題，控制全球話語權外，還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制度、文化與經濟優越感。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的十多年裏，美歐和日本的經濟政策走向往往是他國的風向標。不過，由於G7成員國沒在世界責任和權力分享之間找到均衡點，尤其隨着金磚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崛起並在世界經濟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G7漸漸蜕化為野心遠大於行動能力的空談俱樂部。
把時間倒撥回2008年9月，在百年一遇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曾被視為彈性和堅固代名詞的美國金融體系陷入風雨飄搖。而此時的G7根本無力救助，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只能激活G20機制，提議於當年11月在華盛頓舉行首腦會議，協調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共同應對危機。在G20華盛頓峯會上，各國達成集體救市的共識，為最終穩住國際經濟與金融形勢奠定堅實基礎。
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台，G20儘管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它欠缺完備的執行體系，導致首腦峯會達成的協議和會議聲明往往約束力不夠；峯會輪流主辦固然是個不錯的形式，但東道國往往會藉此設定對自己有利的議題，容易造成有關各方的非合作博弈，不利於提高解決重大核心問題的效率等等。但10多年來的運作機制仍然證明，G20已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定盤星”，是飽含變革因子的全球新興公共產品。
近些年來，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凌主義的衝擊導致全球經濟治理面臨塊狀化、集團化乃至分級化的危險，顯著增加了各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與市場主體的交易成本，加劇了世界經濟動盪。作為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中國2016年擔任G20主席國時提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行動框架，主張確保各國“權利、機會、規則”平等，不搞一家獨大或者贏者通吃，而是尋求利益共享，實現共贏，以共同構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開放透明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治理格局，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聯動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在中國推動下，G20杭州峯會首次把發展議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形成全球多邊投資規則框架，並首次發佈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主席聲明，並把“綠色金融”列入G20議程。這彰顯了中國引領G20邁向全球治理體系擔保人的負責任大國擔當，表明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重要議題上不僅具有前瞻性的機制設計能力，更有協調力與行動力。
全球經濟治理目標的實現要求G20及其成員國在戰略競閤中展現出應有的國際責任感，進而成為全球治理的共同擔保人。（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