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實力的增強與世界大國競爭的加劇，產業鏈主導權和外部經濟安全問題日漸複雜，需要正確認識和積極把握，從而打破西方“規鎖”，塑造產業鏈主導權。202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統籌發展與安全，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在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外循環模式下，中國國內產業發展以發達國家主導的產業體系為中心，通過跨國公司紐帶，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依附發展的分工格局。這種分工格局雖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開放紅利，但也使中國長期承受着國際利潤分配不平等的代價，在下游製造環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也越發緊張。
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在外循環模式下，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4個環節在兩個相對割裂的市場中循環流轉，決定了這一模式存在難以避免的運行機制缺陷。新發展格局下的產業體系擴張，需要突出國內市場產業鏈的主導性，進而實現社會經濟再生產全環節循環流轉的暢通有序。
同時，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供應鏈或產業鏈環節越多、分工流程越長，生產分工效率越高。然而，對於大國經濟而言，分工效率與產業鏈穩定之間存在顯著的發展悖論。分工精細化和產業鏈長度的延展一方面能夠提升經濟效率，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分工的不確定和經濟安全困局。
未來後疫情時代，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關切。打破依附發展模式形成的產業鏈和經濟安全困局，是新發展格局下中國開放型制度設計的重要政策邏輯。塑造產業鏈主導權的長遠意義，在於改變國內產業發展對發達國家既有的依附發展關係，防範國際政治及其他不確定因素對國家經濟安全的衝擊。
塑造產業鏈主導權也是當前西方“規鎖”的倒逼之舉。隨着東西力量格局的發展變化，西方國家採取更具國際政治色彩的產業鏈管控政策。一方面，西方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在過度產業保護的基礎上維護產業分工格局，形成分工“規鎖”的局面，維持既有的產業鏈分工層級關係，通過下游生產製造環節的合同分包和底層惡性競爭，不斷擠壓生產製造環節的利潤。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加大對生產主導環節和包括技術在內的知識產權領域的核心控制力，企圖壟斷關鍵產業和核心技術領域的主導權，構建產業鏈分工的新型等級體系，以便從中長期角度維護其在整個生產體系中的壟斷利益。
為了實現分工“規鎖”，發達國家不斷強化技術壟斷。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從市場壟斷向技術性壟斷髮展演變，經營領域也從傳統的鋼鐵、石油、機電等行業，向生物技術、生物醫藥和信息類高新技術產業方向轉型。從21世紀初開始，跨國公司不斷優化與其核心業務相關的研發和生產佈局，知識產權類資產在企業總資產中的佔比不斷上升。
西方跨國公司對核心產業環節和知識產權的壟斷，加劇了分工“規鎖”的態勢，阻斷了世界生產體系中的技術流動性，也阻斷了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正常通道，使發展中國家長期處於產業鏈和供應鏈底端。而發展中國家在產業鏈分工中的位置固化，將可能誘發更大的經濟和社會風險。
分工“規鎖”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尤為嚴重。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的中國，已成為西方國家的重點“規鎖”目標。它們試圖重塑國際規制來約束中國，最終達到將中國長期鎖定在產業鏈中低端的目的。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大國間政治博弈愈發聚焦高端產業和技術領域。拜登政府上任伊始，積極聯合西方盟友組成反華技術聯盟，與中國展開全方位技術和產業競爭。其一系列政策舉措，充分反映了西方國家希望通過分工“規鎖”維持其產業鏈主導權和國際產業霸權的政策企圖。
那麼，如何重塑產業鏈主導權?這需要改變傳統的“中心—外圍”分工依附關係，改造包括市場機制、市場主體及政府行為體在內的生產關係結構。
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需要構建一個需求驅動的全新內需體系，通過有效的需求側管理推動高質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需要從發展型國家功能角度進行相應的制度設計，推動政府主體功能從生產促進型向社會積累再配置型轉化。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實現政府職能重大轉變。比如，在集成電路、高性能計算機、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關鍵領域，建立面向未來的國家需求標準體系。同時，以重點行業和產業領域競爭力提升為導向，面向未來轉型需求，通過制定消費端“雙碳”標準倒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與此同時，以國內“鏈主”企業為主導推動產業鏈整合。產業鏈整合具有企業資源內部化配置特徵，基於組織權力和指令完成的資源配置方式具有其獨特優越性。產業鏈整合通常由產業鏈條中某個扮演“鏈主”角色的龍頭企業主導。隨着產業規模的不斷壯大，中國的跨國公司數量和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各行業湧現出諸多龍頭企業。未來可通過產業層面的資源整合，有效發揮這類企業參與和推動產業鏈整合的功能。
此外，還需以國內市場為主體的產業鏈區域組織化重構。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需要立足區域合作機制和平台建設，構建適合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外部空間，為產業鏈和供應鏈提供穩定的地理空間。區域協同有助於提升國際博弈的集體議價權，有效平衡西方國家在產業鏈方面的政治壓力，降低不同生產環節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作者王玉柱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金融貿易研究室主任、“一帶一路”與上海研究中心秘書長；高璐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