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在全球疫情和貿易戰的雙重影響下,國家提出要“努力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強調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迎難而上,牢牢把握髮展主動權。
無論從東西部均衡發展還是建立國內大循環主體格局來看,打開西北地區發展空間都是我國最為重要的戰略選擇之一。然而,長期以來,乾旱缺水始終制約着西北地區的生態環境承載力和社會經濟發展--沒有水就沒有生態、就沒有適宜的發展空間。因此,近期提出的“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是對我國當前發展階段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舉措。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業國變成了中等發達的工業國。據統計,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只佔世界的1.8%,而2017年佔比接近15%。當然,在此長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挑戰。比如,現有的經濟圈發展空間格局逐步固化、飽和化以及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凸顯,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的外部經濟環境也發生了對我不利的變化。因此,“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將成為我國調整未來經濟發展策略的重要抓手之一,也將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繁榮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一、現有經濟圈發展空間格局逐步固化及飽和化,需要尋找新的發展空間
改革開放40年來,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環境代價,存量經濟圈內的環境承載力和資源配置再失衡等問題均成為了巨大挑戰,空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問題嚴重。
同時,未來“大城市病”的逐步爆發也迫切要求拓展西部增量空間。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50%,標誌着我國進入了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發展階段,必須提前謀劃如何應對必然隨之而來的“大城市病”,如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未來一段時期將是我國各大城市“大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一方面要加大城市治理,另一方面更要加快發展空間增量的拓展--在西部地區建立新的生態城市鏈將人口導流。
中國是人口大國,然而,長期以來94%的人口集聚在“胡煥庸線”以東,佔國土面積一半的西部地區僅生活了約6%的人口,這種發展不平衡的空間格局是挑戰也是機遇,急需尋求突破、挖掘潛力。
二、轉向高質量發展、產能過剩、政策調控作用減弱等大背景,要求加快西部基礎建設投資和發展
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一直以“快”為主。但長期以來的“粗放型”快速增長方式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能源的高消耗以及由此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在“好”字上做文章已成為當務之急。由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論述。我國目前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拓展全新的發展空間的攻關期。
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我國經濟系統逐步產生了產能過剩的問題,而創新發展的動能仍顯不足。當前仍有相當數量資金、土地、勞動力資源,沉澱在產能嚴重過剩、高污染產業中,拖累了經濟轉型和效率提高。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這些要素資源逐步轉移注入到新興綠色產業,逐步把人口、技術、資源和資本向西部欠發達地區轉移,是最為有效的舉措之一。通過投資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是擴大內需的關鍵。
在外部環境“穩中有變”的背景下,尤其是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使得國際經濟環境收緊,經濟穩增長更需要拉動內需。從邏輯上講,“房住不炒”已經定調,即擴內需不能靠房地產,同時居民消費又是慢變量,需要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作為支撐,遠水不解近渴。於是,拉動內需還得靠基建。
從1998年到2018年這20年間,我國一直維持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投資對GDP的貢獻大約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投資構成中,基建投資屬於政府的有形之手,對促進經濟高增長功不可沒。2009年一季度,4萬億投資規劃主要投向在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建設、節能減排、技術改造、以及地震災區恢復重建等內容。2008年的財政刺激,使得2010年的GDP增速跳升至10.6%,表明積極財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尤其是基建投資對GDP的拉動越來越顯著。
在過剩產能的壓力下,宏觀政策,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效應都打了折扣,高質量發展需要擴展新的經濟地理空間。階段性的政策失靈是有前提的,主要是我們的經濟體太依賴於東南沿海經濟圈,大部分的經濟貢獻是在“存量經濟系統”中運行的,宏觀政策無法調控或引領局部區域的經濟運行,導致政策失靈、政策失效的尷尬情況出現。因此,在不發展新經濟空間(西部經濟空間)的前提下,宏觀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會遇到更多的棘手問題。擴大分母,分階段精準開發西部地區,拓展增量新經濟發展空間,使宏觀政策避免存量經濟系統的相對制約,是不可忽視的中長期發展策略。
三、西部是未來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新動力源之一,“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是戰略抓手
很長一段時間內,西部地區地處我國改革開放的末梢,且受地廣人稀、水資源匱乏等條件限制,着眼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西部地區如何與全國同步進入小康社會,尚沒有清晰的路線圖。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20年以來成績卓著,尤其是在路網建設(公路/鐵路)、大型基建(機場設施)、生態修復、產業鏈轉移/產業要素重構、扶貧措施等領域都進行了大量的投入,短期的政策效果顯而易見。那麼,西部地區的長期發展靠什麼?西部地區不能只是“短期救濟”,而是要長期的發展繁榮;又是什麼限制性條件制約了西部地區的長期發展?表面看西部地區不缺政策,缺的是外來的產業人口、缺產業鏈要素、缺資金技術、缺貿易流量、缺公共設施(教育醫療養老)等要素,但更關鍵的是西北部地區“缺水”。人口遷移、產業鏈再佈局、經濟帶再平衡等一切戰略的基礎在於合理“引水”。
因此,“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是我國走出上述困境的絕佳方案,而且有更為深遠和廣泛的意義。
紅旗河初步估算投資約為4萬億元。比較來看,2016年,中國鐵路投資就超過8000億元;2018年,全國GDP為90.0萬億元,紅旗河工程總投資約佔全國年GDP的4.4%。假如紅旗河建設期為十年,則分攤到每年只有4000億元,僅為全國年GDP的千分之4.4。未來隨着經濟社會發展,紅旗河工程投資佔國家GDP的比例還會進一步降低。因此,紅旗河工程完全在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能力之內,也完全在國家經濟社會建設承受範圍之內。
從短期投資效應來看,投資帶動效應將突破2008年“4萬億”的經濟效果,帶動產業上下游投資約8萬億的經濟總量。通過基建投資帶動經濟動能增長,是當下時局的需要。
從中期經濟影響來看,中國需要區域協調發展。依託“紅旗河”巨大的水網系統,可改善大西北的生態環境、促進土地農田再造,帶動產業鏈要素轉移並升級,未來30年可開發巨大的增量經濟發展空間,使東中西三個區域內的人口、產業資源配置再平衡。
從長期戰略價值來看,“紅旗河”將創造新的“流域經濟”,帶來國運強盛、民族復興。水是生命源泉。水到渠成,有水就有人,有人就有一切。在進一步開放的政策環境下,人因水而集居,可發展一個個宜居創新城市,在西北形成若干城市鏈,新增若干個類似於深圳這樣的創新型城市。“紅旗河”將成為西北地區的“母親河”。
發展新的“紅旗河流域經濟帶”是一帶一路的有力支撐,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擴大投資內需的現實載體,是擴大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抑制貿易戰的緩衝區。
集中精力,匯聚優勢資源,專注於解決中國經濟體內部的區域發展平衡、產業結構優化、要素資源優化配置等問題,是“紅旗河”當下的歷史使命。未來,也是解決投資需要、消費需求轉化、經濟流量增量的有力補充。
新時代呼喚“紅旗河”西部調水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