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時代財經 石恩澤
近期，美元兑人民幣（USD/CNY）重回6時代，一度逼近6.8關口；歐元兑美元（EUR/USD）9月第一週一度超1.2，創近兩年來新高。
回顧上半年，美元的持續走低，造成人民幣、港元、歐元和日元等貨幣在上半年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漲。
今年以來，全球主要貨幣兑美元的變動幅度。（圖片來源：路透社）
市場上分析師普遍認為，本輪匯率變動的本質原因在於美元貶值。而美聯儲在8月27日宣佈貨幣政策新框架之後，意味着美聯儲將長期執行貨幣寬鬆政策，導致美元因此進一步貶值。
此外，因為各國貨幣與美元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蹺蹺板效應”，美元的貶值帶動各國貨幣一路被推着上漲。
各央行不願貨幣升值
9月第一週，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菲利普·連恩（Philip Lane）罕見地兩次對歐元匯率走勢發表評論稱，歐洲央行雖然並未將匯率作為目標，但是歐元兑美元的匯率對貨幣政策確實重要，並表示“如果有力量使歐元兑美元匯率波動，這將影響我們對全球和歐洲的預測，進而會影響我們的貨幣政策。”在其講話後，歐元兑美元匯率從兩年高點回落。
對此，巴克萊（Barclays）經濟研究主管克里斯蒂安·凱勒（Christian Keller）表示，降低歐洲央行匯率的最有效方法是降低利率。
然而，目前歐洲的部分國家已經實施了負利率。“連恩的講話表明，歐洲央行對歐元升值和美元下跌感到不安，這表明央行正在密切關注通脹。”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外匯策略師Kenneth Broux説。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或地區貨幣的持續升值，會對當地出口貿易構成壓力，並縮減其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因此各國或地區的央行都不願看到自己的貨幣持續升值。
中國香港也不例外，香港金管局並不願意見到香港匯率受到美元的影響持續上行。據官方數據顯示，今年香港特區政府已售出1320億港元，並出手干預40次，以保持在2020年與美元的釘住匯率。
同理，日本此前一直推行“安倍經濟學”，所推崇的就是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壓低日元匯率，幫助依賴出口的日本企業擴大利潤。
雖然近期日本將迎來一位新首相，而大概率上位的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宣稱，他將繼承“安倍經濟學”。因此日本央行也大概率會繼續將控制日元的匯率走勢。
“廣場協議”之殤
不僅如此，日本還曾是美元貶值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1985年9月，包括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在內，這五個國家的財長及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簽訂“廣場協議”，同意美元貶值，非美元貨幣升值。從此，日元走上了快速升值的通道。
在協議之後3個月內，日元兑美元匯率快速升值20％至200，1986年升值至150左右，1987年升至120。至此達到了協議目的，美元對日元貶值超過50％。
而日本的外貿出口增速也由1985年的2.4％下降到1986年的-4.8％，進而影響日本實際經濟增長率從1985年的5.1％下降至1986年的3.0％。
雖日本後來在不到兩年時間裏走出了經濟衰退，但是日元升值卻為日本資產泡沫埋下了一個巨大的隱患，並最終在貨幣政策出現三次重大失誤後，造成了嚴重的資產泡沫。
日本的慘痛教訓歷歷在目，而近期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也讓不少分析師和經濟學家開始重視這一狀況。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教授在9月3日對時代財經表示，如果持續性升值，人民幣有可能會遭遇日本當年的難題。
盤和林分析稱，當年日本面臨的難題與中國現今情況十分類似，在各國央行“大放水”的背景下，各國貨幣競相貶值。“選擇寬鬆，會助推貨幣貶值，提升外貿出口；選擇緊縮，則會加強國內競爭，依賴科技創新。”盤和林説。
從結果上看，日本最終選擇了寬鬆，同時也幫助日本的經濟增長模式由“外需主導型”轉變為“內需主導型”，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結構性優化經濟。
“任何轉換都是有成本的，疊加日本的老齡化，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在盤和林看來，人民幣兑美元雖然7連漲，但現階段還不需要過度恐慌。但如果升值是過度持續且持久，就需要做出合理選擇。
盤和林表示，“如果可以，匯率最佳狀態是穩定，升值和貶值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