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經濟復甦紅利加快構建國內大循環？專家共議國內市場潛力

4月17日，2021新京智庫春季峯會舉辦了“國內大循環和經濟復甦紅利”主題論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主線。論壇主要圍繞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內涵和實現路徑展開。疫情之下中國經濟領跑全球經濟復甦，未來5至10年中國經濟怎麼走？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如何相互促進？中國該如何構建國內大循環？

在主旨演講環節，來自財税、經貿、金融方面的專家對於宏觀經濟未來走勢、構建雙循環新格局的機遇與挑戰、中國經濟結構下一步改革的重點等方面進行了分享。

在圓桌討論環節，話題進一步聚焦於國內市場，來自研究機構、金融機構、學界的專家圍繞如何挖掘國內市場潛力、進一步擴大內需進行了討論。

許善達：應靠國民財富增量提高税制競爭力 靠存量解決社保缺口

聯辦財經研究院專家、國家税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表示，研究發現，宏觀税負高低的標準不能單純用收入水平除以GDP來衡量，而是涵蓋四大因素，即國家安全、企業競爭力、民生（福利保障，特別是社保）以及社會管理能力，這些因素決定我國宏觀税負應該提高還是降低。

首先，國家安全是需要財政保證的；其次，民生中的社保體系仍無法滿足目前社保保障的要求；在企業競爭力方面，建議進一步降低中國企業的税收負擔，在國際社會上提高中國企業的税制競爭力。

一方面，民生的社保缺口依然較大，另一方面，減税還在繼續，這樣一來，社保的缺口就更大了，這一矛盾該如何解決？

許善達提出，要靠國民財富的增量提高税制競爭力，靠國民財富的存量解決社保缺口，提高民生福利水平。比如，通過國有資本劃撥到社保基金，就可以置換一般預算中給予社保的補助，釋放出來的一般預算空間即可用於降低企業税負等。

魏建國：中國的“雙循環”是在制定全球經貿新規則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表示，中國的“雙循環”是在制定全球經貿的新規則。

魏建國提出，隨着工業化革命的進展，國際體系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的十字路口，經貿已經不再是主題，氣候變化、碳中和、碳達峯、可持續發展、教育、老齡化、養老健康等等都成為新時期的主題。制定規則的內涵已經大變。“如果不改變，就會被拋棄。”現在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共商、共建、共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倡導，都是新的內涵。

魏建國指出，中國的雙循環在制定全球經貿新規的時候，應該有更創新的理念，在5G、基礎建設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三級跳”。

他認為，“三級跳”很重要的內容是發展數字化經濟，必須要打開大門，比如，海關相關數據可以敞開使用，民營企業家可以得到信息對稱。“最後一公里的時候、最後終點消費的時候，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不知道，所以這塊一定要做數字經濟。”他還強調，數字經濟的網絡建設還要加快，爭取在未來的兩三年內實現5G的全覆蓋。

在談及企業應該如何做時，魏建國指出，企業很重要的做法是提高全球視野。“過去民營企業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夠打下天下，淘到第一桶金，是因為利用了市場改革的雙軌制，利用當時市場供不應求的風格闖出來了。”他表示，“但現在全球是供大於求，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去美元化在不斷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研究是不行的。”

周延禮：復甦之路還有不確定性 新發展格局是戰略性抉擇

原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表示，今年前三個月經濟活動在逐月好轉，但不意味着之後就是一條順暢的復甦之路。今年我國經濟走勢可能“前高後低”，我們面對的形勢複雜嚴峻，關鍵在於“不確定性”。

“中央把今年經濟增長率定在6%以上，而IMF預測我國經濟增長率會超過8%。同時，也提示我們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發展過程不確定性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等，很多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戰略的角度加以認識。”

周延禮進一步表示，中長期問題指的不僅僅是疫情態勢，還包括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和外部地緣政治環境。尤其是中美之間的矛盾，從開始的經貿衝突迅速擴展到現在的科技、金融等領域，成為中國經濟復甦道路上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此背景下，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戰略性抉擇。

談到金融行業如何助力“雙循環”新格局時，他表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金融業要在解決發展不平衡、降低循環成本、完善循環渠道、加強法治建設等方面下功夫。

趙晉平：新發展格局是開放融合 高水平開放自貿區是雙循環的交匯點

國研智庫首席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原部長趙晉平提出，推進新發展格局的建設，它一定是更加開放的新發展格局，而不是相反。走好開放的融合之路，也是對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的強有力支撐。

關於“十四五”時期着力實施自貿區提升戰略，趙晉平認為，高水平的開放的自貿試驗區，實際上就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交匯點，能起到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作用。國內國際“雙循環”聯通起來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經濟體之間的制度性合作，包括RCEP（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PTPP（即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也包括中國在推進的自由貿易協定。

截至2020年底，中國已經有19個自由貿易協定，涉及26個國家。趙晉平表示，我們在堅持推進全球化的同時，把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這對於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為經濟增長賦能，二是倒逼開放經濟體制改革，三是進一步深化經濟夥伴之間的關係。

他還提出，在未來的開放型經濟之下，數字貿易將成為引領我們和國際之間經濟往來的一個重要的力量。應看到數字產品貿易領域我國還缺乏國際競爭優勢。“我們的劣勢在於關鍵設備、核心零部件還需要大量依賴進口，我們自己無法完全滿足我們國內相關產業的需要。因此，加大自主創新，提升我們在數字產品的競爭力，這就是未來要使我們的貿易和數字經濟融合的重要切入點。”與此同時，加大自主創新不等於關起門來創新，自主創新和開放式的創新兩者之間有必然的聯繫。

立足“大循環” 如何挖掘國內市場潛力？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必須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構建國內大循環，國內市場是重點。在圓桌討論環節，嘉賓們圍繞如何挖掘國內市場潛力、構建完整內需體系展開了討論。

中國社會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談到國內大循環和擴大內需時表示，更傾向於用貨幣政策去支持需求增長，通過降低利率讓企業、居民的債務成本下降。

張斌表示，擴大內需其實分兩類，一類立足長遠，另一類立足當下，要讓總需求保持在合理水平上。之所以強調總需求，非常重要的一個考慮是低收入羣體。經濟不景氣時，中等收入和富人可以過下去，但窮人會受到非常大傷害，他們會最先失業。從這一點看保持總需求的穩定非常重要。從政策調整方向看，我國財政支出有很大收縮，廣義財政在收緊，地方平台治理也處於關鍵時期。“政策都在收，但現在經濟增長動力並不強，結構意義上我們還沒有恢復到正常狀態，而我們的財政狀況和金融市場的減法已做了很多，這就要求貨幣政策要保持足夠的靈活，給經濟更多的支撐。”靈活的貨幣政策主要體現在利率上，貨幣政策要發揮作用，通過降低利率讓企業、居民的債務成本下降，同時持有資產的估值提高，這樣居民的資產負債表更強。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鍾正生表示，受去年疫情低基數影響，我國一季度經濟18.3%的增速很高，但比市場預期的20%稍低；而環比增速更能體現經濟增長動能的變化，一季度經濟環比增長0.6%，去年四季度環比增速2.6%。全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開始回升，消費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按照國家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13.7%，未來隨着可支配收入增速繼續修復，居民消費傾向邊際改善，消費空間改善更大。

談及未來如何提高消費傾向時，鍾正生坦言，中國的消費傾向跟很多發達經濟體大概存在10個百分點的差距，提高消費傾向最關鍵的是中國經濟行穩致遠。首先，有收入才有消費。其次，保消費就是保就業，保就業就是保市場主體，更重要的是保民企。與此同時，未來隨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務消費佔比也會提升。另外，中國加速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如何讓老齡人羣體老有所養，提高消費傾向，比較迫切的是要進一步擴大基礎養老的覆蓋範圍。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流通與消費研究所副所長關利欣提出，促進消費可以從多個角度發力，比如需要增強消費能力，完善消費供給，優化消費環境等。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説，最主要和最直觀的是要增加收入，國家也一直在推進增加收入的改革措施，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個税改革。還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也可以增強消費能力，比如擴大就業政策，給老百姓提供充足的就業；還有完善社會保障政策，在城鄉居民的生活保障方面能夠進行託底。另外還涉及政府的公共支出，政府把教育、醫療等公共支出做得更好，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錢可以作為可支配收入來消費。

關利欣還提出，流通作為國民經濟循環的重要環節，能夠有效帶動循環暢通流轉。現代流通體系要滿足居民消費的需求，如何通過高效率、低成本的流通體系來滿足居民個性化、多元化的消費需求，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現代流通體系還要推動供需適配，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發揮流通引領生產的先導作用，還要利用流通體系來實現內外循環的融合。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提出，國內消費市場要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還要加快市場秩序的建立，同時要推動促進消費的“放管服”。

構建國內大循環政府應該如何發力？聶輝華表示，要促進國內大循環的構建，除了中國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GDP的提高這些方面之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政府要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如果政府還是想着怎麼自己來賺錢，大量錢還是用在投資上，就沒辦法實現促進內需。”醫療、教育、住房這些雖然不是公共產品，但具有很強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性質，政府可以在其中有所作為，如果不能做好這些公共服務，大眾有錢也不敢消費。

對於目前存在的地方貿易壁壘，聶輝華指出，產生這些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國是屬地管理體制。按地域分類，存在企業和產品的邊界問題，容易產生地方政府競爭。美國跨地區貿易是由FTC（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來管理。我國需要適當加強垂直管理，加強中央協調，涉及外部性的地方事務應該更多由中央管理，加強統一的市場能力。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顧志娟 胡萌 潘亦純 程維妙 黃鑫宇 侯潤芳 編輯 李薇佳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