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宇
全球税收體系改革正在邁出歷史性的一步。雖然各國政府都對大型跨國公司利用税收窪地進行“税務籌劃”現象深惡痛絕，但在對待互聯網公司跨國税收徵管議題上，美歐之間也存在明顯分歧，這給過去跨國公司合法避税提供了土壤。
這一形勢正在發生變化。日前，七國集團(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佈聲明，支持把全球最低企業税率設為15%。協議一旦達成，將標誌着自上世紀中後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國税率“逐底競爭”時代的結束。
全球最低企業税率的直接導火索是發達國家日益遞增的政府債務。在將自由競爭奉為圭臬的市場主義者心中，政府應該少干預或者不干預實體經濟。基於該原則，發達國家普遍設置了較低的企業税率。2019年，美國企業所得税只佔總税收的3.91%，英國是7.56%，加拿大11.24%，法國4.93%，德國5.19%，意大利4.56%。較低的企業所得税，導致的結果就是在整個GDP中企業税收佔比持續下降，以美國為例，2019年，美國企業所得税在GDP佔比僅為0.957%。
在高福利、高消費和低儲蓄社會生產模式下，較低的企業税率與政府債務規模攀升之間形成了顯著正相關關係。僅在2020財年，美國政府赤字就高達3.1萬億美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各國政府都旨在推出一系列刺激計劃重整經濟，如何籌措資金，成為了各國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這直接推動了全球最低税率共識的達成。
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防範全球金融危機的“灰犀牛”。雖然G7聲明之後，華爾街立馬錶示了擔心，並隨之調低了部分跨國企業明年的每股收益預期。但考慮到全球最低企業税率劍指“規模最大、最賺錢的跨國企業”，在更為宏觀的層面，富國還是強企，似乎很容易得到答案。
大舉借債，超過自身的清償能力，仍是全球金融市場風險的重要起源。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21財年上半年(2020年10月-2021年3月)，美國政府的赤字規模已達1.7萬億美元。放眼全球，經濟增速的疲軟，使得債務危機的魅影再度若隱若現。而據相關機構測算，全球科技巨頭轉移利潤導致各國每年損失税收可能高達5000億-6000億美元。
全球最低税率的推出有利於緩解發達國家日益遞增的政府債務規模，從而降低全球金融市場波動風險。但考慮到税率在全球生產要素配置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可能會給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生產分工的既有範式帶來深遠影響。
眾所周知，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下，發展中國家不需要擁有完整生產能力，就可以通過切入某一生產環節融入全球生產體系，成為工業品出口國。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也樂於採用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實現生產要素全球配置最優化。典型是，一個美國公司把總部設在税率相對較低的中國香港，或者是開曼、百慕大羣島等地，在中國內地生產製造，全球銷售。
長期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基於對外資的渴求，常常設定一些較低税率。以吸引外資投資並繼而帶動本國就業和出口。一般來説，減税會大幅增加本國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經一度推崇通過減税吸引美國海外公司迴流本土的方案。全球最低税率一旦推出，將使得發展中國家曾經賴以依存的工具有效性降低，若税收的吸引力不在，跨國公司全球生產佈局的積極性也將隨之下降，這將深刻影響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傳統模式。
整體來看，雖然全球最低企業税率的通過還存在阻力，但不能忽視歐美國家在全球規則話語權中的影響力。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進行相應的政策對沖顯得尤為重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清華大學全球私募股權研究院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