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富人反而越來越富？
隨着近年來國內富裕人羣的不斷擴大，不少銀行把目光標準財富管理這塊大蛋糕，紛紛加大力度佈局私人銀行業務，從近期各大銀行私行業務規模取得快速增長便可窺知一二。
5月17日，招商銀行(55.950, 0.30, 0.54%)發佈的《202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下稱《報告》）顯示，2020年，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人民幣以上的中國高淨值人羣數量達262萬人，報告預計，到2021年底，這一數字將增至300萬，可投資資產總規模將突破90萬億。
招行私人銀行部總經理王晏蓉認為，三大原因導致高淨值人羣快速增長：
一是近兩年來資本市場快速升值，資本市場交易更加活躍；
二是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回暖，成為私行客户的重要資金來源；
三是新經濟崛起，境內外IPO加速下，新富人羣不斷湧現。
另一方面，高淨值人羣的投資方向已發生改變。《報告》顯示，從資產配置組合上看，監管和市場雙重影響下，高淨值人羣對固收類及房地產投資佔比進一步縮減，而權益類基金配置比例顯著提升，私募、證券等投資產品的需求有也顯著增加。
“富豪”可投資資產創新高，招行私行AUM破3萬億
日前，招行發佈的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高淨值人羣人均持有可投資資產約為3209萬人民幣，共持有可投資資產84萬億元，預計到2021年底，這一人羣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將達約96萬億元，相當於2020年全國GDP的94%。
從地域分佈看，2020年，高淨值人羣數量超過5萬的省市共17個，分別是廣東、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山東、四川、湖北、福建、天津、遼寧、河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和雲南；其中9省市（廣東、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山東、四川、湖北、福建）率先超過10萬人；24個省市高淨值人羣數量皆超過2萬人；高淨值人羣從一線城市拓展輻射周邊區域，三大經濟圈高淨值人數及集中度進一步加強。
“中國的私人財富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相較於2009年，高淨值人羣的數量以及可投資資產總額提升了近10倍”，招行副行長汪建中透露，截至今年4月，招行月均金融資產在1000萬以上的私行客户數已超10萬户，私人銀行管理客户資產規模突破3萬億元，穩居國內商業銀行頭部位置。
汪建中表示，“私人銀行業務在大財富管理的藍圖裏面具有獨特的戰略地位，它橫跨了個人金融和企業金融兩端，串聯了財富管理、資產管理、投資銀行的服務鏈條，是整個體系的核心引擎。”
近年來，頭部銀行們將財富管理業務的發展和轉型提到戰略高度。其中，興業銀行(22.570, -0.24, -1.05%)首次提出要“成為全市場一流的財富管理銀行”， 浦發銀行(10.220, 0.01, 0.10%)也提出打造“客户財富管理首選銀行”。中信銀行(5.310, -0.01, -0.19%)提出未來三年打造“客户首選的財富管理主辦銀行”，招行更是將“打造大財富管理價值循環鏈”作為全行未來五年的工作主線。
數據上看，除民生銀行(4.680, -0.01, -0.21%)外，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5家國有銀行，以及包括招行、平安在內的7家股份行的私人銀行資產管理規模（AUM）和私行客户數較上年普遍實現雙位數增長。
“新富豪”誕生自何處？
《報告》指出，2021年，中國高淨值人羣結構更加豐富多元，互聯網、新能源等新經濟、新行業發展迅猛，股權增值效應助推新富人羣崛起。創富一代企業家佔比縮減至25%，董監高、職業經理人、專業人士羣體規模首次超越創富一代企業家羣體，佔比由2019年的36%升至2021年的43%。
具體來看，過去幾年境內外IPO加速、中概股迴歸趨勢顯著，特別是新經濟領域及其下屬的互聯網、大消費板塊；A股科創板開市火爆，高新企業持股人接連上演“造富神話”。新經濟企業的崛起帶來強勁的股權增值與創富效應，造就了大批新富人羣。
從行業上細分，《報告》指出，2019-2021年，受益於疫情防控等因素，生物醫藥、醫療器械、電動汽車、線上教育、醫療服務等新興行業的優質企業成為資本市場追捧的對象，上述行業的IPO、股權融資案例數量和金額均名列前茅。
此外，新興行業的分佈和區域特色顯著，杭州、深圳、廣州等地直播、遊戲、外賣等行業集中度佔比較高。調研顯示，新興行業中20%的人羣通過股權實現財富快速增長，遠高於市場總體水平的14%
“這一類客户的特徵非常鮮明，與靠‘滾雪球’積累出財富的傳統高淨值人羣不一樣，新富人羣的財富是跳躍式、指數級增長的。”招行私人銀行部總經理王晏蓉介紹。
財富爆發式湧現的“新富豪”的顯著特點即是年輕化，數據顯示，40歲以下的高淨值人羣成為中堅力量，佔比升至42%。
高淨值人羣投資方式也變了
高淨值人羣中，年輕羣體比例不斷提升也改變着整個羣體的資產配置。從配置組合上看，監管和市場雙重影響下，資產配置更加多元；按人羣細分，投資風格也有明顯分化。
高淨值人羣資產配置中，固收類及房地產投資佔比進一步縮減。受資管新規影響，信託產品、非淨值型供給進一步下降，資產配置佔比持續緊縮；在“房住不炒”政策指導下，政府對於購房資格、限售時間等提出明確規範，降低了投資性房地產的投資價值及吸引力。
與此同時，高淨值人羣資產配置中，權益類資產佔比提升。隨着標準化產品如基金接受度大幅提升，資產配置比例明顯上升，其中由於資本市場向好，權益類基金佔比顯著。同時，高淨值人羣對於資產配置專業度要求提高，傾向通過基金參與資本市場投資，而非個股投資。在此基礎上，高淨值人羣配置需求更加多元，對於私募股權、證券等其他境內投資產品的需求顯著增加。
王晏蓉指出，“相對於普通客户而言，私行客户由於其早期的投資公募、私募基金等經歷，他們更瞭解這些基金背後的運行邏輯，而其風險承受能力和對產品的理解力也相對更高。”
不過，相對於權益類資產，高淨值人羣對信託、銀行理財產品、債券佔比下降，保險（僅壽險）佔比保持平穩。
若按人羣細分，金融資產配置也存在差異化需求：傳統經濟創富一代更保守穩健，偏好固收類產品；新經濟創富一代心態更進取，權益類資產配置比例更高。
調研顯示，傳統經濟創富一代的投資組合裏，債券類基金、信託產品、債券、銀行理財產品等固收類資產的配置佔比23%，明顯高於新經濟創富一代人羣的20%；而對於股票、權益類基金等權益類資產，傳統經濟創富一代配置佔比為27%，低於新經濟羣體的29%。
傳統經濟創富一代財富目標以保值為主，投資風格更保守穩健，更青睞固收類資產：而對新經濟創富一代而言，財富創造和增值為核心需求，同時對資本市場的參與熱度更高，風格更激進，配置權益類資產更多。
同時，高淨值人羣對於將資產交由專業機構配置的意願加強。創富一代整體更偏好尋求機構方面專業意見，但不同行業的企業家存在不同機構偏好。新經濟創富一代企業家投資渠道更加多元，更偏好從非銀機構如券商、私募等獲取配置建議；傳統經濟創富一代企業家更加信賴認可銀行渠道，更偏好直接從私人銀行客户經理獲取配置建議。
來源：券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