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由貴州橋樑集團承建的都（勻）安（順）高速公路雲霧大橋成功合龍 楊文斌攝/本刊
“從國內國際兩方面來看，未來這十年對我們非常關鍵。”
中國有最大的市場，足夠把任何一個產業做到世界頂尖。一般來説，一個國家至少要有5000萬的人口規模，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才能支撐住本國多種產業的全面發展
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這意味着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又躍上了新的大台階。”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評價。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擘畫的新藍圖是：到2035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專家分析，這意味着按現有不變價格計算，到2035年我國GDP將達到200萬億元，這需要未來15年，中國人均GDP年均實際增長保持在5%左右。
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與奮鬥。今後一段時期挑戰更加嚴峻——
國際。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受到非經濟因素嚴重衝擊，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變幻不定。
國內。“低垂的果實”已經越摘越少，發展動力的轉換迫在眉睫。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脱節現象顯現，“卡脖子”問題突出，結構轉換複雜性上升，人口老齡化正在加速，勞動力總量呈下行態勢。
“從國內國際兩方面來看，未來這十年對我們非常關鍵。”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韓保江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他認為，在這個窗口期內，中國經濟能保持較快的高質量發展，補好發展的短板，就能更充分地釋放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
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
人多、地廣，成就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也讓實現現代化的挑戰升級。
從現實來看，二戰後步入高收入經濟體的國家和地區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少數幾個。俄羅斯、巴西等大國人均GDP始終在1萬美元上下徘徊，無法向更高收入水平邁進。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積第三的大國，中國的崛起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大事件，這一過程會遭遇到許多一般國家未曾遇到的挑戰。
治理難度更大。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培林撰文指出，人口規模之大，是説全世界目前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也沒有中國的人口龐大。這麼大規模的人口進入現代化的過程，就像一輛龐大超重的列車，一旦發動起來快速前行，需要高超的治理能力。
能力要求更多。比如，中國成為“基建狂魔”，是在解決地域廣闊、地形複雜的基建需求中錘鍊出來的。再如，人口較少的國家，只需少數幾個產業就可能實現經濟總量的躍升，像目前半導體相關產品已佔韓國出口總額的15%～20%。而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需要大規模培育出多個產業龍頭，才能支撐起足夠的中高收入羣體。
依賴外力更難。“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體，依靠國際市場是帶不動的。立足國內大循環，既是戰略謀劃，也是現實要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早前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
遭遇阻力更強。大國升級，產生的利益影響更大。以14億人的體量，生活水平整體大幅提高，會引起世界資源分配格局的鉅變。
加上“14億人”的定語，達成任何目標的難度都升了級。
而在有限的時間窗口裏，中國面臨着全新的機遇和挑戰——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為我國實現創新發展、“彎道超車”提供了機遇，但也存在現有差距繼續拉大的風險；全球治理體系調整為我國在國際上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條件，也存在世界陷入新舊治理體系碰撞的風險；高質量發展有多方面的優勢和條件，但也存在轉型不暢、經濟失速的風險……
這些風險背後，是一個個必須跨越的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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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過峽口
卡脖子、攻堅戰、底線思維、總體國家安全觀……將這幾年的高頻詞擺在眼前，不難勾勒出藏在背後的一系列橫在強國路上彼此影響的待解難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鉅，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
自主創新關。當前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無論是培育新動能、發展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還是改善人民生活、保護生態環境、保障國家安全，都離不開科技創新的戰略支撐。關鍵核心技術必須實現自主可控，這是發展的基礎，也是產業升級、避免陷入低端產業分工的關鍵。
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例如，在基礎研究方面，我國SCI科技論文篇均被引次數只有10次左右，低於世界篇均被引次數（12.61次）。在戰略高技術方面，仍面臨很多關鍵核心技術的制約。
“我國在前沿技術和基礎科學領域還不具備明顯競爭優勢，不夠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創新發展。產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關鍵核心技術與高端裝備對外依存度高，整體處於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問題仍未根本解決，不僅使經濟發展空間受到限制，而且國家安全也面臨着重大隱患。”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眭紀剛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我國長久以來形成的是跟隨型科技發展模式，擅長集成創新、應用創新，從0到1的原始創新能力亟待提高。
“我國的科技體制、創新體系同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以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存在諸多不適應的地方。”眭紀剛説，包括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尚未形成，人才創新活力沒有得到有效激發、體制機制障礙尚存等。
經濟轉型關。隨着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土地、資源供需形勢變化，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數量紅利”正在消失，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必須由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轉向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的提升。
而實現這個目標尚面臨諸多挑戰——科技創新能力不夠強、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待健全、產業體系依然存在“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現象、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體制機制存在制約、政府管理方式不適應等。
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看，實體經濟的供需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經濟高質量發展短板總體還是供給側結構的問題。”韓保江指出，我國產業整體還處在製造業的中低端，高附加值特別是技術貢獻率較高的產業發展還不充分。
就收入分配體制機制來看，一方面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分割未完全消除，社會保障制度的規範化程度和權益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就市場經濟體制來看，專家指出，我國要素市場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仍有差距。要素市場的不健全，制約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
治理提升關。從國家治理歷史演進來看，一個國家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反映這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受訪專家表示，當前我國國家治理方面還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項，如制度執行力有待提升、制度執行監督還需完善等。
這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推進有為政府建設，對各領域改革發展起到重要的牽引、支撐和保障作用。
“新發展階段，對標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政府部門仍存在職能轉變不到位問題，突出表現為干預仍然過多，促進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市場監管不到位，公共服務不平衡不充分。”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宋世明説。
發展安全關。中國經濟高速增長40年，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成功防止了經濟上大的波動，沒有出現經濟危機或嚴重的經濟失衡。
韓保江指出，在目前國際形勢日益複雜嚴峻、國內中長期問題突出的新形勢下，我們正處在風險爆發的窗口期、多發期。確保國家經濟安全，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要保障，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舉措。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發展經濟，受外部環境影響並不明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展又長期面臨相對有利的外部環境，經濟安全風險並不突出。在此情況下，對經濟安全風險的預警、防控機制建設也就相對滯後。
產業體系抗衝擊能力有待加強。如研發設計等方面競爭力不強，製造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15年的29%下降為2019年的27.2%，產業鏈和供應鏈銜接不夠密切等。
糧食、能源、資源和重要基礎設施安全保障能力有待提高。如我國部分農產品、能源和礦產資源的生產還難以完全滿足國內需求。2019年，大豆對外依存度超過80%。
局部金融風險依然存在。專家指出，隨着存量風險“水落石出”，金融風險形成過程中伴隨的腐敗和違法犯罪行為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銀行不良貸款增加，外部不確定性增加，金融風險防控仍面臨嚴峻挑戰。
此外，生態安全、民生領域安全和新型領域安全有待加強，海外利益保護和風險預警防範體系有待建立健全……
複雜約束關。不僅關口重重，中國這艘大船乘風破浪的同時，一系列全新的外部複雜約束也不斷湧現。
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調整。2020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峯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產生的影響是根本性、革命性的。”韓保江説，低碳化對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倒逼機制。對中國的經濟結構、技術選擇，影響都將可能是顛覆性的。
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人口老齡化。我國已是當今世界老年人數最多的國家，2019年底，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54億，預計2025年將突破3億，2033年將突破4億，2053年將達到4.87億的峯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告訴記者，“未富先老”、世界最大規模的老齡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齡化速度，構成我國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國情，也是制約經濟發展的基礎因素。
14億人的底氣
“去年，隨着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經濟重心東移的趨勢，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增外國直接投資的首選目的地。”1月24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刊載的一篇文章寫道，儘管有許多退出中國市場的動機，但外企卻很難這樣做。它們認為應減少對單一市場供應鏈的過度依賴，但同時表示，更大的風險在於失去中國市場。
某種程度上，這正是中國“戰略機遇”的寫照——面臨全新挑戰的同時，也手握多方面優勢。
因大而強。大國升級面臨着獨一無二的挑戰，同時也構築了獨一無二的優勢和基礎。
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以及強大的生產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
這讓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擁有許多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產業配套能力強；技術成果產業化能力強；大規模生產能力可以有效分攤研發費用……
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我國擁有1億多市場主體，有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羣體在內的14億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這是我們的現實國情，也是我們的最大優勢所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告訴本刊記者。
這個市場還在不斷擴大。我國正處於城鎮化中期和工業化中後期，隨着打贏脱貧攻堅戰，廣大人民羣眾對消費有了更多期待。據相關預測，到2030年，我國消費額佔全球比重將達到16%。
市場需求是推動經濟發展、拉動產業升級的最強動力之一。超大規模市場才能支撐完整產業鏈。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撰文指出，中國有最大的市場，足夠把任何一個產業都做到世界頂尖。一般來説，一個國家至少要有5000萬的人口規模，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才能支撐住本國多種產業的全面發展。
因人而深。受訪專家指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特點是，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金融資本投入相對較少，而作為人口大國、人才大國，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的高素質人才。
一方面，截至2019年底，我國16歲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89640萬人，佔總人口的64%。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5年，新增勞動力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超過48%，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3.6年以上，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同時，我國目前有1.7億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每年畢業的大學生800多萬，形成了一支由普通工人、技能人才、工程師、科學家組成的結構完整、規模宏大的人才隊伍。
這也意味着，同樣的科研投入，可以支撐更多包括工程師在內的科研人員。特別是在一些領域研發活動生產率呈下降趨勢的今天——根據摩爾定律，計算機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將每兩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將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科研人員比20世紀70年代初增加了18倍，勞動生產率明顯下降——人才紅利顯得尤為重要。
因制聚力。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
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國家始終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確保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人民真正管理國家各項事務，這是改革獲得源源不斷生命力的源頭。
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在很短時間內從全國抽調萬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從兩彈一星到脱貧攻堅，在無數次攻堅克難中社會主義制度顯現出鮮明的優勢。
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於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
這些優勢，正在跨越關口的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蔡昉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美經貿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衝擊，充分表明我國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中國經濟的活力和韌性、億萬人民羣眾的創造力和奮鬥精神，這都是我們化挑戰為機遇的底氣所在。□（執筆：徐歐露；參與採訪：胡梅娟 扈永順 劉娟 陳燕 張程程 張康喆 屈辰 皇甫平麗 李亞飛 劉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