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5月13日消息（記者王晶）“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着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的轉折點。有一種觀點稱，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但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是否就意味着我國人口紅利消失？針對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未來幾年的人力資源有何變化？記者就此專訪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勞動關係分會會長馮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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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網：有人將勞動力短缺和人口紅利消失混為一談，二者是否有必然聯繫？
馮喜良：各國的發展歷程都表明，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勞動力數量和價格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互關聯，人口紅利是在某一社會發展階段所呈現的一種狀況，人口紅利與“劉易斯拐點”既相關聯，又不能完全等同。
我國在以GDP發展為核心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廉價的勞動力供給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支撐，實現了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紅利，即“人口紅利”，但在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的新時代，應逐步推進經濟發展成果對勞動者發展的反哺，即“紅利人口”。
央廣網：為什麼説“人口紅利消失論”不可取？
馮喜良：5月11日公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第一，我國人口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第二，受教育狀況持續改善，文盲率從4.08%下降至2.67%，反映了10年來我國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以及掃除青壯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積極成效，人口素質不斷提高；第三，10年來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穩步推進，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4.21個百分點，城鎮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從這些結果可以看出，一方面，長期的人口低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未來人力資源供給總量；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進程的穩步推進，將會持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改善人力資源要素的質量。因此，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可以不必過度擔憂。
央廣網：如何理性、準確地看待“劉易斯拐點”？
馮喜良：有人説，中國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可能將失去“世界工廠”地位，我不完全同意這一觀點。
近年來，隨着我國人口增速減緩以及老齡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增速下降，長期以來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狀況發生了一定變化，在一些區域出現了局部性的“用工荒”。一些研究稱，在我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勞動力的供給總量將會逐步減少。同時，我國出現的局部勞動力短缺，一方面是總量供給變化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由於產業結構調整所引發的結構性失業，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供給，雖然是影響世界工廠地位的關鍵環節，但諸如技術發展、經濟水平、全球產業分工等也同時左右着製造業的整體狀況，也是影響中國世界工廠的重要因素。
央廣網：勞動力總量縮減，我國製造業是否面臨挑戰？
馮喜良：從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看，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體系的基礎性構成部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都在積極採取措施，鼓勵製造業迴歸本國。
我國所面臨的挑戰，一方面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競爭和擠壓，另一方面，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也是未來保持製造業強國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老齡化等帶來的勞動力總量縮減對中國經濟發展會產生一定影響，但絕不會成為外媒所描述的走向“製造業蓬勃發展”的反方向，因為中國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必將通過各種有效措施積極加以防範。
央廣網：人口低增長特點下，中國經濟社會如何轉型應對？
馮喜良：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更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人口是勞動力的基礎，也是人力資源乃至人才的基礎，人才是區域發展的基礎性動力和核心競爭力，未來區域間的競爭將是人才的競爭。
在老齡化快速發展、勞動力供給逐步減少的形勢下，地方政府在施政中，一方面要積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使老年人繼續發揮建設者和消費者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鼓勵措施推進生育二孩政策的落實，確保人口總量，以保障地方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