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開始，我便持續關注這個流動性極強的跨國羣體。五年的田野調查經歷讓我結識了眾多來自南亞東南亞不同國家的跨國商人，他們向我講述了自己的經商曆程，通過長期的參與觀察，我也記錄並理解了他們在異國他鄉昆明的生意與生活。
上月最新發布的移民融合政策指數（MIPEX）中國國家報告指出，2014至2019年期間，中國移民融合政策指數的增長超過了被評估的52個國家的平均水平，仍然具有較大提升空間。
事實上，來華移民與跨國流動人口中從事跨國貿易的不在少數，他們在各地的社會融入呈現出一定差異，對於國家治理提出新的問題和挑戰。多元權力空間之間的跨界經濟行為不僅體現了國家治理與全球化實踐的內在張力，也對於跨國流動人口治理與全球價值鏈重塑的結合提出了要求。
“我想先來昆明試一試”
由於地理位置接近、文化習俗相似、直航航線密集，許多來自南亞東南亞國家的商人會選擇昆明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首站。緬甸翡翠、泰國水果、老撾大米、越南沉香、馬來西亞燕窩、巴基斯坦黃銅、印度紗麗、尼泊爾唐卡、斯里蘭卡寶石，琳琅滿目且具有濃厚本地特色的商品成為他們來到中國的敲門磚。
2016年6月，尼泊爾商人在昆明售賣唐卡。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澎湃新聞經授權使用
2017年3月，在昆明的緬甸翡翠商人羣體
在這些跨國商人眼中，包括中國-南亞博覽會、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昆明國際農業博覽會、昆明新春購物博覽會在內的四大展會以及“昆明-泰國節”、國際佛教文化藝術用品博覽會、國際石博覽會等專業型展會都為他們提供了較好的商品交易場所與平台。
2016年6月，巴基斯坦商人在第四屆中國—南亞博覽會上售賣玉石工藝品
斯里蘭卡商人通常以售賣寶石為主，但在中國-南亞博覽會上,Gihan特意帶了黑底手工絨布畫，他告訴我：“從2015年開始，我就在蘭卡賣這些畫，那個時候來我們國家遊玩的歐洲人比較多，我賣的價格貴一些。中國人對黑色接受起來好像有點困難，但我想先來昆明試一試。”沒過多久，一位雲南彝族人在Gihan這裏買了50張手工畫，他説：“我以前沒見過這個東西，黑色看着挺特別的，我們彝族比較喜歡，我想買回去在我們那裏賣一下試試看。”
2016年6月14日，斯里蘭卡商人Gihan在昆明售賣黑底手工絨布畫
疫情發生之前，來自緬甸、泰國、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等國的商人已在昆明開起了店鋪、辦起了餐館，形成相對固定和穩定的經商空間。在多元化的商業節點上，南亞東南亞商人在跨越國家與文化邊界流動的同時又重新在昆明聚合成為一個以交換作為根本特徵的鬆散卻有機的共同體，他們在經濟層面鏈接起本國的商品生產者和中國的商品消費者，在文化層面鏈接起南亞東南亞各國與昆明乃至中國之間具有差異性的文化慣習。來昆明已有八年時間的緬甸商人Kyaw擁有自己的翡翠店鋪。自2013年起經營多年後，由於近年行情不好，他的朋友建議不要再弄這個店了。Kyaw對這件事卻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訴我：“我還是留一個店吧，緬甸的老鄉來了昆明也好找我。我想讓更多的緬甸年輕人來昆明看看中國的文化，讓我們的人民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我會帶一些朋友去翠湖看看中國人怎麼休閒，中國大媽怎麼跳舞，也讓他們來開拓一下自己的視野。我希望未來在仰光、瑞麗、昆明和廣州這一條線上，慢慢做起來供來自不同國家、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交流的平台。”
作為中介的跨國商人在異國的商業行為實質上是在處理文化異質性的問題。位於中國邊緣地帶的昆明成為了許多南亞東南亞跨國商人想要率先“試一試”的前沿交流地區。
昆明、廣州和義烏
對於來昆明的南亞東南亞商人，中國是一個世界級的銷售市場，他們以尋找客源為主，嘗試將本國商品帶來相鄰的中國西南地區售賣。實際上，唯有建立在社會文化間的相互瞭解、接受和交融的基礎上，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商品才能真正進入中國市場。因此，跨國商人對於建構同當地政府、商人及消費者的社會網絡聯結有着較高的訴求，在現實中雖因語言問題存在一定溝通困難，但在疫情前，整體的社會融入呈現充滿活力的態勢。
相較之下，對於在媒體報道和學術研究中經常提到的廣州和義烏的跨國商人來説，中國是重要的生產製造基地，擁有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他們主要從中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購買商品返回本國銷售。
我曾在2018和2019年分別走訪廣州的小北路天秀大廈和義烏的中國小商品城、雞鳴山社區，與這裏的跨國商人和該領域的研究學者進行了多次的訪談與交流。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次是，當我走進天秀大廈邊觀察邊訪談時，被中國商家和陌生的非洲商人當作同行質疑了很久，而這在昆明是較難遇到的，由此可以看出跨國商人在各地的社會網絡類型具有較大差異，進而影響到了他們的社會融入程度。
2018年4月，非洲女商人正在廣州天秀大廈採購假髮、服飾等商品
中國製造的女士假髮是最受非洲採購商人歡迎的商品之一
在廣州的跨國商人主要來自西部非洲、阿拉伯國家以及韓國等地。由於文化差異、交往隔閡、三非問題等因素，非洲商人與當地人的相處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同時，由於這一羣體的經濟活動多在族羣內部進行，這使他們在中國的社交網絡以商人羣體為主，呈現較為完整的商業閉環，這也成為非洲商人在廣州的社會適應始終出現深度區隔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樣地，作為世界著名的小商品批發市場，義烏吸引了許多跨國商人前來採購商品，返回本國售賣。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是義烏跨國商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飲食、宗教等文化層面與當地人有着巨大的差異，但跨國商人與當地人相處較為融洽，在義烏形成了一定的聚集空間，併產生了具有當地特色的“國際老孃舅”的治理模式，充分利用跨國商人羣體自身來調解糾紛，解決內部問題。
2019年9月，義烏跨國商人與中國商人結束一天的生意後聚餐休閒
可見，來華跨國商人羣體已經形成一定的地域特徵、商業模式和社會網絡差異。本質上，他們所處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居留地的經商方式和社會融入程度。處於價值鏈中游，作為採購者的跨國商人，其在中國的社會交往和文化適應主要為協助完成採購行為，所以在中游價值實現地呈現出“過客”的區隔狀態。處於價值鏈下游，作為銷售者的跨國商人需要更大程度地沉浸入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以完成銷售行為，因此需要與當地的商家和消費者的社會聯結更加緊密。
因此，對於跨國商人的治理是一種對於全球化經濟活動的節點和流向的治理。中國地方政府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摸索出差異化的治理模式，將流動的人羣與流動的價值相結合進行治理，才能突破現有的治理困境，反過來細緻化、創新化中國對於跨國流動人口的總體治理政策。
跨國流動人口的治理是對全球價值鏈的重塑
商業的本質在於交換，而跨國商人是全球交換鏈條上的流動人、鏈接者。
從節點視角來看，跨國商人的中介性使其不僅處於眾多商品和世界市場的交換點上，也處在異質性文化的交融點上，與不同的社會接觸越是頻繁，跨國貿易才越可能成功。跨國商人的中介性本質意味着這個羣體既有能力也有必要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跨越界限、突破結構。
從鏈條視角來看，跨國商人的鏈接性意味着這個羣體在依靠自身的商業實踐去切身摸索人類社會的不同羣體擁有什麼，又需要什麼，在細微之處敏鋭地發掘出新的商業機遇，為了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商品的價值，就需要進行創新鏈接，這種職業訴求和主觀能動性形成了跨國商人鏈接性特徵。
從流向視角來看，跨國商人的流向性與全球價值鏈的塑造有關。跨國商人是跟隨資本流動的羣體，資本的流向造就了不同類型的商人。換句話説，跨國商人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流動方向決定了他們在中國這樣一個停留節點嵌入當地社會文化空間的程度及類型。
來華跨國商人不僅僅是一羣跨國流動人口，更是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成要素。
全球價值鏈將產品的研發、生產、服務以及銷售等多個環節佈局在全球不同的國家，以進行最優的資源和市場配置。跨國商人根據自身來源國家的產業優勢等條件分佈在全球價值鏈的不同環節。
長期以來，跨國公司是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因此也成為了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治理主體。為保障鏈條的暢通，跨國商人的經濟行為多是受大型跨國公司或小型進出口公司所治理。然而，對於來華跨國商人，中國是一個流入地和接受國，為保證流動人口的穩定性，避免風險等問題，作為國家治理主體的政府並不能像跨國公司一樣的模式來治理商人羣體。
因此，面對來華跨國商人，國家可以針對全球價值鏈中的特定環節進行治理。位於價值鏈中游進行採購的商人，應重點關注其經濟交往空間，不必強求其社會融入程度，需注重防範和化解可能產生的風險及社會問題。位於價值鏈下游進行銷售的商人，應重點關注其社會和文化交往空間，尤其是該羣體在當地的社會融入和文化適應情況會成為貿易活躍程度的重要標誌，需積極營造適宜跨國商人融入的經商環境。
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背景下，面向位於雙循環交叉點的跨國商人羣體的治理需張弛有度。當國家治理主體不把跨國商人僅僅看作是他者，而是全球價值鏈的塑造者時，寬鬆且有序的營商環境將使許多來華跨國商人發現新的商機，從銷售轉為購買，從購買轉為銷售，價值鏈流向將得到重新塑造，而這種深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開放包容和有益約束有利於國家內部的主權穩定和經濟社會發展，有利於中國與世界其它國家的互聯互通，更是一個負責任大國可以為維護世界秩序所做出的積極貢獻。
世界經濟的發展並不僅僅是我們所想象的宏大商業交往，在諸如此類的大動脈之外，仍有許多細小的毛細血管，這些毛細血管看似微小，實則數量巨大。受疫情影響而不能馬上實現的跨國貿易，在商人羣體的不斷探索中埋下了伏筆。作為世界經濟聯繫的細小線索，雖然沒有能夠迅速轉化為可見的經濟價值，但這樣的潛在線索被跨國商人埋下得越多，一旦條件成熟，機遇來臨，這些隱藏着的鏈接將迅速由量變轉為質變，迸發出極大價值，而這些細小鏈接在最初是由位於世界經濟運行基底的跨國商人所最先體會和知曉的。
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個體或羣體所接觸的他者的數量並不是唯一重要的，我們所接觸的他者的種類，亦即異質性成為人類共同發展進步的重要因素。跨國商人在充滿異質性的人類之網中流動着，鏈接着。人類之網越是具有流動活力，它所能鏈接和傳送的事物越是具有複雜的異質性，這意味着人類彼此之間的合作也越發緊密，被地域性束縛的人羣將開始有更多的機會去共享世界性的多元文化，在互動過程中拓展了自身的生命寬度，也進一步編織了人類的意義之網。
[本文作者系雲南省社會科學院 中國（昆明）南亞東南亞研究院東南亞研究所博士後。本文根據作者的個人學術專著《南亞東南亞在昆商人的商業實踐與文化互鑑》提煉而成，該書由雲南人民出版社於2020年7月出版。]